山大新闻网邢永凤教授做客山大乐知跨文化茶咖会
［本站讯］4月21日，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邢永凤教授做客山东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研究中心的乐知跨文化茶咖会，就比较文化研究展开了宽广角、大架构的“漫谈”。
邢永凤教授从比较文化研究的起因、内容、实践、注意事项、常用理论与研究个案等几个方面谈起，并融入系统论、历史观的视角。在内容方面，她重点介绍了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轨迹和方式，在对象国文化语境中接纳、吸收、排斥、变异等存在状态以及在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情境等中国观的变化等。在实践方面，邢永凤教授分别勾画了“向西看”和“向东看”两种路径，并辅以史学的纵向分析。向西而言，她归纳了4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三个时期（1500-1800年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1840年以后彻底颠倒的中西关系和今天重回平等的中西关系情境中的中西交流）。东向而观，中日文化交流经历了四个阶段（古代中国文化对日的决定性影响、近世日本在交流中自我认识的觉醒、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与文化鄙视、现代日本与中国的交流与冲突等）。此外，她又强调中西交流、中日交流这两个系统非封闭隔离，而是交叉汇通（第一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始于大航海时代，西学东渐惠及中日；第二阶段鸦片战争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同样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推荐阅读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的《千岁丸的上海之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冯天瑜著）一书。当说到从事比较（文化）研究的注意事项，邢永凤教授强调“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立场”，研究他者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并清楚“他者”研究也会受其“母体文化”的影响。在研究理论方面，邢永凤教授列举了形象学、东方学、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等源于西方的理论，并强调了西方重理论、东方重文本的区别。最后，邢永凤教授列举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研究个案。日本某学者就永嘉大师证道歌中 “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的最后三个字“何所为”小题大做，从戏剧、诗歌等方面展开了多角论证，每一种方面似乎足以独立成篇，而作者用近四万字穷尽考证才止笔，恢宏巨篇展现出该作者研究的大思维、大构架、大手笔！
这次茶咖会由山东大学外语学院朱耀云副教授主持，来自政管学院、体育学院、哲社学院、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学院、外语学院多个院系的教师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还有山大附中教师、外校毕业的社会人士等共20多位嘉宾静心聆听，并与邢永凤教授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邢永凤，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山口大学东亚研究科博士毕业，山东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主任，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日本思想史。曾出版专著 《前近代日本人的对外认识》、译著《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等多部著作，先后在《日本研究》、《周易研究》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吉备真备与唐代易学东传》等多篇论文，并主持《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孔子形象研究》等多项省部级课题。
4月21日，山东大学外语学院邢永凤教授做客“乐知茶咖会第11期”，作了题为“比较文化研究漫谈”的报告。她以时代之需为楔子，引入了“为何可以做比较研究”的问题，通过介绍比较文化研究的“内容”和具体“实践”，指出要“打通比较文化研究的圆”，提出了值得借鉴、学习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现场师生围坐一圈，伴着淡淡的茶香和咖啡香气，一同分享交流。
为何可以做比较研究
“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交流、融合是这个时代的趋势。因此，进行比较文化研究既是时代之需，又是我们应该积极去应对的。 ”
邢永凤认为，做比较研究，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外语专业的人为例，其学习对象可以用“他者”来界定、理解，意为遥远的、陌生的、有距离的。无论何种外语的学习者，都比其他人更接近于这个“他者”。在基础教育和知识共识等背景下所形成的自国文化环境，使得历史、文学、法律等学科更具备研究自国文化的优势。而学习外语的人，因其语言及专业的优势更应该去做“他者”的研究，即比较文化研究。外语始终拥有其不可逾越的专业优势——接近“他国”文化的基本条件，但不管外语有多么优秀，要真正做到理解“他者”，还需要更多的积淀。
比较文化研究的内容：层层递进
应该针对哪些内容进行研究，邢永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将其概括为层层递进三个方面。
第一，要掌握、了解、研究中国文化向域外的传递轨迹和方式。中国文化向域外的传播，构成国外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基础。其传播有多种方式，包括典籍、人物及宗教等，以典籍为主。《论语》、《孟子》、《尚书》、《诗经》和《唐诗三百首》等在日韩广为人知的原因，在于有一个持续不断、世世代代传播的途径。中西交往史上有一条“丝绸之路”，而浙江大学的王勇先生提出还有一条“书籍之路”，将中国的文化传入异域（主要是日本和韩国），形成了两国文化最基本的知识积淀。这种知识的积淀既是“他国”文化形成的基础，也是“他国”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基础。因此，中国文化向外传递的方式、途径以及有哪些中国的典籍、思想传入了其他国家，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第二，要了解、掌握中国文化传入对象国后，在对象国文化语境下的存在状态——其对中国文化的接纳、吸收、排斥、变异等具体的状态。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对象国对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选择，尤其是变异后。如中国的儒学在日本，从讲究义理到成为实学；又如易学传播到日本后成为武士之学、军事之用等。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日本对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选择，还可以看出这种选择的原因，这些都是研究“他国”思想的重要依据。
第三，要探讨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中所形成的中国观，探讨“他国”对中国的印象、看法和观念，这些观念在不同的时期会对国民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不管是谁，都不可能离开现实生存的环境，其思维必定具有特定时期社会总体的思维烙印。只有总体把握各个时期中国观的形态与特征，才能对这个国家有更深、更广的理解。同时，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中国观，也会一定程度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外交和文化政策。
比较文化研究实践：打通比较文化研究的圆
（一）中西文化交流的三个时期
邢永凤简单梳理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三个时期，她认为应该回顾、梳理整个中西交流史，学习和借鉴最初开放、平等的态度，反思日后的交流和冲突。
1500-1800年明清时期“西学东渐”，包含着西方宇宙观和哲学观的天文学、地理学、几何学等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我们所熟知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士大夫）对于西学的态度，既没有趋之若鹜，也没有拒之门外，而是以非常冷静、坦然的态度去接受西学。那时，很多画家、音乐家、天文学家都成为了皇帝的师傅；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路易十四爱上了中国文化。一时间，中国热也遍及了欧洲。这说明，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学西渐”的过程。很多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汇通时期”。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关系发生了彻底的颠倒。中西方的平等对话不复存在，中国也不再是西方倾慕的对象，救国成为了国内的主流趋势。这个阶段的洋务运动、留学热等，都表达了中国人民“救亡求存”的焦虑心理。
如今，中西关系又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当世界一体化的大潮席卷而来时，重新回顾400年的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做一个新的说明，都是时代赋予这一代人的新的责任。
（二）中日文化交流的四个时期
邢永凤认为，中日文化交流也有几个明显的时期。古代，从国家的法典制度到文字形成、建筑样式，都是由于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使日本有了立国之本。那个时期，中国是日本绝对的崇拜对象。
到了近世，邢永凤教授称其为日本“自我认识觉醒的时期”。隋唐以后，尤其是到了“汇通时期”，日本的自我觉醒不断加强，逐渐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转移到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从这一点看，日本已经将对中国的仰视，慢慢转变为平视。
而从1853年日本“开国”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慢慢将“仰慕的中国”变为了“俯视的中国”，再慢慢变成为了“鄙视的中国”。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日建交，从七、八十年代的蜜月时期，到如今在政治利益、国家权利、海洋资源等方面的冲突，邢永凤认为，在当今国际社会，冲突可能比和平交流更值得关注，冲突背后真正的原因更值得我们去研究。
（三）打通比较文化研究的圆
邢永凤指出，学界研究中西交流和中日交流，通常将两者看作封闭的圆。但它们并非独立成圆的封闭的文化交流体系，而是互为关系、互相影响的。
具体来说，“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不只是停留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一衣带水的日本同样在这个潮流中。学界认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起点是1583年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但其实早在利玛窦之前，已经有一名叫西多提（同音）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了日本。他在日本传教时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及受日本影响所形成的中国观，影响了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他是利玛窦到中国传教的引导者、影响者。
“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立场”
邢永凤提醒，做比较文化研究，要谨记“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立场”。比较文化研究中，有很多值得做的东西：认识他者，反观自身，批判性地研究对方。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也成为了另外一种镜像。一方面，可以通过他们在发现、认识和表达中国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价值理念，去了解他者。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这些镜像里反观自身；进行批判性的认识和研究。在异文化的舆论环境中，研究者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被同化或类同化的倾向，而忘了自己的主体意识，这是需要警惕的。应该时刻有一根弦提醒：“我们自身的立场是什么？ ”
漫谈研究理论和研究个案
邢永凤认为西方（研究）重理论，东方重文本。在比较文化、比较文学方面，有很多的研究理论，如法国巴黎的形象学、萨义德的东方学、后殖民理论，以及近两年兴起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等皆源于西方。她认为理论需要一种创造，而最初做研究的时候，应该从实践、实证或者文本开始。此外，不能为了理论而理论，更不能套用某种理论和概念，简单地处理文本。
她认为，研究文化和历史，归根到底是研究语言文字如何被使用、表达，以及要表达什么，最根本的其实是文本。无视文本内容和内在联系，简单地套用理论，既无法触摸到作品的真实，也无法触摸到人们的灵魂。理论有很多，哪一种能够真正为你所用，功夫还在于对文本的解读和对文字知识所占有的信息量。
提到研究方法，邢永凤介绍了三位学者的研究个案。
其一，她以京东大学大谷雅夫教授的论文《青头巾的质问》中对诗句“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的解释为例指出，大谷雅夫的研究跨越了汉诗、佛典和禅籍，涉及了戏曲、公案和诗歌，带给读者的不只是推论的过程，还有学者所拥有的跨界学识；她认为其没有用理论来架构研究，而是从文本一点点地推论，算得上真正的“大思维、大架构、大手笔”。
其二，邢永凤以自身对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的研究与朝鲜人崔致远的研究比较后发现，同样是遣唐使，都在中国进士及第，为官一方，受到唐朝皇帝恩宠，却得到了国内外完全迥异的评价。邢永凤指出，看似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成为定论的人、事、物，其实还有很多尚未被发掘的地方。这些更深层的东西，值得学者探究。
其三，东北师大韩东育先生在论文《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中指出，181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近100年的历史中，日本人对丰成秀吉的评价从一个被批判的、发动东亚战争的历史人物，慢慢成为了天皇的垂青者。这背后的逻辑和日本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战争根源存在着隐秘的关系。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不需要在一个固定的、相近的历史时期去研究一些事件、人物，而应该进行长时段的研究，发现后面深藏着的隐秘的东西。邢永凤认为这也是一种值得去追求的、作为目标的研究方向和方法。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赵文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