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和平与发展”问题引发的理论探讨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命题,围绕这一论断,理论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争论也很激烈,迄今为止,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主要集中在时代和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判断上。

(一)关于“世界主题”的不同理解

1.世界主题与时代的联

邓小平在谈到“和平与发展”时没有使用“主题”这一概念,而是用“问题”这一表述。共中央十三大报告(1987年10月25)最早把和平与发展同主题概念联系起来,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以后,中共十四大报告(1992年10月12)的提法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并指出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的发展也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中共十五大报告(1997年9月12)的提法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未得到根本改变,要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战略性问题,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仍然任重道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又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是不太平。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

中国理论界高度关注“和平与发展”的论断和时代之间的联系,《世界知识》杂志分别于1988年、2000年举行过两次专题讨论,使各种看法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反映。

当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世界主题就是基于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而形成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世界上存在很多矛盾,也有很多问题,主题是真正反映世界基本矛盾的、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它的存在与转化首先是具有客观规定性的,不能以愿望或其他主观追求的因素作为判断世界主题的根据。

那么,怎样理解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时代内涵呢?这方面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主题与时代特征属于不同的命题。世界主题所强调的是当今世界亟须解决的共性问题和主要任务,时代特征则是一定历史时期内世界发展的主要潮流与基本方向。所谓世界主题,实质就是全球性问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普遍要求,是奋斗目标,但不是已经达到的客观现实。有些学者还提出:(1)邓小平同志自始至终都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从未有过所谓是时代的特征、主流等提法,更没有说过当今世界就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相反,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说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奋斗目标,而非已经实现了的世界现状。(2)时代主要指一定的社会历史形态,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提出并不意味着时代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今天,我们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大时代,这一转变要经历很长时间,其间会有若干发展阶段,和平与发展就是其中一个阶段。

另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主题或时代主题,同时也是时代的特征,而时代性质只能由时代特征决定,否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时代发展的最重大的表现,是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平与发展的提出包含有三层意思:国际环境客观现实的概括;世界发展趋势的表述;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斗争任务的规定。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分割而论。从目标和任务来说,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但不能因此否认和平与发展作为国际环境的特征是一种客观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矛盾、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看做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在理论和现实上都站得住脚。说和平与发展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和奋斗目标,而非世界现实,是未能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主要有两种表述:一种是对世界大势的判断,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另一种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由于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长期坚持、且有深远影响的“战争与革命”的观点,为我们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我党的几次代表大会先后将和平与发展概括为“世界主题”和“时代主题”。这种概括不仅完全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而且集中体现了全党的智慧。这里,有一个怎样理解“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句话主要是针对世界上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等非主流倾向,存在着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的现实而言。这种状况的改变有赖于我们的斗争和努力。从这个角度,和平与发展的确是目标、任务。但是,我们不能以此而否认作为大前提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客观现实。

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的这个看法,是基于以下认识: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法则承认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同时,历史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来世界的变化,我们应该看到,和平力量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非和平力量,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尽管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国防和社会在内的总和性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但世界性大战没有发生,局部战争和冲突的数量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呈下降趋势,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人们应该从中看到希望,即综合性国际竞争导致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日趋增强,逐步使“双赢”局面成为普遍现象,而“零和”游戏则越来越被证明是得不偿失。更进一步看,和平的希望还在于,主导世界格局的大国关系基本是平稳的,各主要战略力量之间主动的战争诉求几乎为零;与此同时,中小国家的力量在上升;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影响力在增强。这些因素都形成了和平对非和平力量的总体制约。其次,比较战争与冲突而言,和平与发展代表着一种更为普遍和更加鲜明的趋向。

近年来,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加大对外干涉的力度,较多地采取军事手段处理国际事务和干涉他国内政,引起人们对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特征的疑问,应该说这在国际结构变化和调整的时期内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我们低估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目标的艰巨性,无视历史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自然会造成对和平的盲目乐观,最终使自己陷于被动。同样,如果我们忽视了历史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中所含有的必然性,则会由于对和平前景的悲观态度而导致战略判断偏离客观实际,从而制定出错误的政策和策略,使我们离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更远。

2.当代世界主题转换的时间与标志

关于世界主题转换的时间与标志,目前主要有“50年代中期说”、“70年代说”、“80年代说”等,还有学者提出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作为转折点。“50年代说”与“70年代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后者把民族解放运动作为“革命”内容的一部分,认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里有90多个国家宣告独立,进入20世纪70年代,这股风暴才逐渐过去,因此主张时代主题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而前者认为,战争与革命周期到50年代中期就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被冲垮,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均势,虽然存在冷战,但是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基本特征已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了,各国都回到了经济建设的轨道上,世界经济呈现快速增长,新科技革命开始迅猛发展。“80年代说”着眼于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论断以及国际形势出现全面缓和。“二战胜利说”则认为这一事件为战后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及基本秩序奠定了基础,因此,追本求源,应以此为世界主题转换的起点。

()当今时代的性质

1.当今是否“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由于对世界主题的认识有分歧,以致人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将和平与发展与时代的性质相提并论,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大时代意义上仍属于资本主义时代(也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这个大时代中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代的性质没有改变。因为目前世界上的国家,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他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面临的是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正是这种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这是从世界的整体而言的。但是,从局部来说,中国等几个国家所处的当然是社会主义时代。时代的性质依然是(垄断)资本主义性质,但时代的主题和特征已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情况。这种状况的出现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各国人民努力维护和平、强烈反对战争的结果。

第二,雅尔塔体制的作用。尽管雅尔塔体制存有种种缺陷,但是,毋庸讳言,战后几十年,它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无论是两大阵营对峙还是美苏争霸,该体制的基本框架都未被突破,就连该体制的解体也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的。现在,雅尔塔体制虽被打破,但其影响依然存在,在某些地方甚至十分明显。

第三,核武器的出现。核武器的出现是马克思和列宁生前都未曾预料到的。这种武器本来是作为战争工具而制造出来的,但是,它的威力达到能够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整个人类自身,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掌握核武器者谁也不敢贸然将其投入使用。这就使核武器从反面起到了抑制战争的作用。近年来,冷战时期的一些事实逐渐被披露出来:少数核大国曾分别有过使用核武器的动议,但这些动议最后都流产了。实际上,邓小平同志早已注意到核武器对战争的制约作用,他认为美苏的核武器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因而使双方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先动手。

第四,世界尚未形成新的战争策源地。传统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依据这一理论,我们曾认为美国是战争策源地,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来,苏联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我们也按照这一理论,称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并认为苏联比美国有更大的危险性,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无论当年的反美或反苏,都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是我们当时对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性的估计却明显过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重新估计形势,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同时,我国逐渐以“反对霸权主义”取代了反帝和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安宁的主要根源”,从而发展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观点。直到现在,反对霸权主义依然是我国重要对外战略方针之一。

必须充分肯定,“和平与发展论”的提出与坚持是重要的历史贡献,因为它标志着中国内政与外交战略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用和平与发展来定义时代似乎欠妥。我们所处的时代虽然与对和平与发展的趋势判断紧密相关,但时代是另一个问题。

以何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明确提出当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认为在现实中,20世纪50年代以后“战争与革命”的浪潮就基本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世界维持总体和平环境已达半个多世纪,冷战后,这种发展趋势也没有改变。

也有学者提出,“和平与发展”范式需要超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相当复杂,不是用“时代主题”或者“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样的术语能够简单概括的。联合国发展观念的更新与丰富就反映了这一趋势。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了进一步丰富这一纲领,推动实践的发展,联合国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制定了四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19611219,第16届联大一致决议将60年代定为执行“联合国国际发展战略”的发展十年,其重点在提高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这一时期的发展观念可以概括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70年代,人们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提出了质疑,在这一背景下,19701024,第25届联大制定了第二个发展十年战略,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反映社会政治发展的指标,如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就业、发展科技等。在国际关系方面,该战略强调创立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性,为此规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应达到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198012535届联大发表的80年代发展十年战略进一步确认了上述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发展纲领中,体现出了“人”的发展问题,强调发展首先必须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使全体人民充分参与发展过程。19901221,第45届联大又启动了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并将生态平衡引入发展问题,具体确立了6个相互有内在联系的战略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加快发展过程,改进国际货币、金融、贸易体制,稳定世界经济、健全国际和国家两级宏观管理,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注重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

90年代初,联合国一度忙于维和等行动,疏于发展问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下,1997年联合国正式发布了一份全面阐述发展问题的里程碑式的文件——《发展纲领》,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拓展了发展观念。这种新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得到进一步补充,包括确认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强调发展应当惠及全体公民等原则。第二,强调可持续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共荣的和谐的发展观。第三,强调发展的综合性,提出了“发展文化”概念,从而把发展观念的方方面面整合到一个综合概念框架里。

总之,“和平与发展”面对着一个在既有的基础上大步超越的问题。在判断世界形势与趋势问题上,仅强调和平与发展两方面是不够的。世界面对的挑战早已超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方面,人类家园、人权改善、非西方文明的存续、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等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是人类面对的比战争与恐怖事件更严重的最大挑战。世界首脑《千年宣言》也已经把环境、人权与和平、发展并列为联合国的四大首要目标,同时赋予和平与发展更新的含义,这是世界政治的一项重要的积极变化。

还有学者认为:时代问题首先不是对事实的认定问题,而是价值观和政策选择问题。时代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或者说得更透一点,是我们国内的中心任务决定了我们对时代的界定,而不是相反,如何划分时代,我们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列宁主义认为,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这是我们之所以产生“时代问题”的起点。如果是这样,那么首先要弄清这个时代是否已结束,何时结束。如果没有结束,那我们今天还是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过好像没有人这样认定。如果已经结束了,那么是以什么为标志结束的。新时代的名称至少也应当同上一个时代的内涵有所连接。我们说“后冷战时期”就是因为对冷战结束后的时代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有人说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高技术时代、多极化时代、媒体时代、网络时代等等,都各有其对照物、参照系。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特征有: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基本稳定;人类面临生态失衡、自然资源短缺、传染病等日益严重的共同威胁;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贫富悬殊扩大;民族和宗教矛盾突出;各国民主化进程相互影响;等等。主题词是“全球化”,想要用一两个限定词将“时代”规范起来,难免有局限性。

国外对时代问题也莫衷一是。美国《外交政策》季刊2000年夏季号刊登了一篇题为《为新时代命名》的文章。该杂志请了十位世界著名人士来谈新时代的标志特点,结果十个人提了十种不同的看法,如“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政府权力逐渐弱化的信息革命时代”、“具有强烈的中世纪色彩的时代”、“资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时代”、“存在着许多模糊和不确定因素的时代”、“一个在国际范围内缺乏平等公民权利的时代”等等。这说明从不同的角度对时代的特征会有不同的描述。

2.时代划分的标准以及时代的矛盾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时代观”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之间的争论。

“大时代观”认为:认识时代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历史理论为基础。按照这一理论,时代主要是指人类社会形态的质的转变。迄今,人类历史主要包括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等几种主要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演进的动力来自不同生产方式所蕴涵的基本矛盾运动以及社会表现方式—阶级斗争。只有站在这一历史高度,抓住基本矛盾,才能深刻地理解和平与发展问题产生的缘由和历史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具体而言,资本的不断扩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之一。马克思早已指出,这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因此,资本主义矛盾始终具有国内和国际两种性质。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也被带到各种社会领域,矛盾的内容、特点以及“舞台”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既表现在国内政治领域里,也日益带有世界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政治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彻底打断国际资本链条本身,随着新独立国家的政治革命和改造任务基本结束,经济革命和建设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这一任务的展开,以及由此出现的对国际资本、技术的需求,促使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融入国际市场并利用市场的手段来发展自己,使原来由资本扩张产生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转化为不平等的南北关系,原来适用于民族民主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形势,现在则转化为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建设而力争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形势。可见,当前出现的“和平与发展”现象,是由马克思主义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所规定的大时代的发展链条中的、自十月革命以后形成的必要的环节。

主张“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要论据是:第一,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和列宁的时代理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讲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而列宁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形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等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理论,我们对时代的认识主要应当依据列宁的时代理论。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阶段性的部分质变,由传统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有了一些带有本质性的新特点,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重要因素。此外,还应看到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等新因素的出现。第三,从战略上讲,把时代仅仅视为跨度几百年甚至需要更长时间的社会形态的变更,显然不符合列宁的思想,不利于无产阶级政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战略策略。第四,讲和平与发展时代,并非说和平与发展就是定式,就不存在矛盾,更不是否定国际政治的阶级内容,只是说世界总体环境的特征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发生了变化,就世界范围而言,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已经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社会发展。

上述讨论表明,对当代世界主题的讨论提出了如何看待整个世界的时代性变革的问题。事实上,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当代世界主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是人类社会和国际体系双重发展变革的结果。认识这种变革,要注意从世界整体的高度来观察阶级—民族—国家这三大主体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矛盾和整合关系。既要看到阶级、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又要看到在国际政治当中,国家“硬壳”不可避免地要制约阶级斗争的发展,要承认国际政治有自己的独特的规律。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提出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性民族国家体系发展的逻辑结果,是有坚实历史基础的。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已经根本改变或世界战争已经成为不可能,也不意味着国际层面阶级矛盾的消失。它只是提示,国际社会和人类社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即一个渐进的变革过程取代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提出还是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国际行为改变的重要标志,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

邓小平一贯重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不仅坚持了这一思想,而且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还有各种关于秩序的主张,并且存在深刻的分歧。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国际矛盾的把握。

()关于国际秩序的内涵与研究

秩序,包括序列、有序、规矩等含义。国际秩序包含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它指的是国际社会中围绕某种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形成的运行机制。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秩序的存在和运行包含几个要素:(1)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和排序,其中,大国或国家集团因为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自然对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有最大的发言权。因此,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2)国际秩序需要一定的国际机制与之相配合,机制用来“处理系统中的争议,答复各组成部分提出的要求”。广义的国际机制包含组织和规则两方面的内容,“组织(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规章(非正式规范、国际法、各国国内法及地方性法规)都能重新规划回报结构以避免各种形式的囚徒困境” (3)主观因素,包括国际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目标以及国际事务的认知、价值追求等。一定的国际秩序首先体现的是一定时期里大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对国际秩序的探究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际体系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人们对秩序的诉求、对秩序的基础与条件等问题的认识随着国际政治的演变在不断发展。理论视角的不同也在影响人们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可以说,有多少种理论流派就有多少种秩序观。

大致划分起来,人们对国际秩序的认识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1.丛林法则下的强权秩序

在民族国家诞生的过程中,早期国家间关系遵循弱肉强食的原则,缺乏法制原则的调控。一个民族需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去建立和维持等级式国际秩序,战争和暴力冲突是达致目的的必要手段。从思想渊源来看,西方启蒙学说中的“自然状态”、“自然法则”对形成国际关系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无政府状态被认为是国际政治区别于国内政治的最基本特征,构成理解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前提,国家对自助的依赖、军事力量的使用以及对权力均衡的考虑则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逻辑产物。

2.均势体系与国际秩序

17世纪至19世纪末,古典均势论逐渐在欧洲获得新生,均势成为这一时期国际体系和秩序建构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均势概念主要包含有以下几种含义:一是表示一种力量的均衡。二是国际斗争中一种特殊的稳定状态。摩根索赞同这一观点,指出均势是一种特殊状态,是由于权势大致平均地在一些国家之间分配所造成的。三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特殊手段。四是主权国家和国家集团推行的一种维持或改变力量对比状态的战略或政策。由于均势在国际政治发展中反复出现并具有多方面的特殊含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均势是“国际政治体系的核心机制”。有的学者把19世纪以来的均势划分为四种类型:(!)欧洲均势(1814年~1815年建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期欧洲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均势大师”,如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英国首相卡累斯顿、德国首相俾斯麦等。他们不但崇尚均势,而且在外交实践中广泛地运用,并创造了许多成功的范例,在维也纳体系下,欧洲实现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2)过渡性全球均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时期国际体系从欧洲中心向全球过渡,同时,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出现许多新的因素和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谋求均势来建立国际秩序的设想遭到来自理想主义的唾弃。集体安全、国际法、民族自决、国际合作等理念被提上国际政治实践的日程,运用于新的国际秩序的建构。威尔逊主义被认为是谋求建立“世界秩序”的雏形。在过渡时期,国际体系表现得非常脆弱。(3)两极均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按照罗斯福的设想,国际秩序应当基于大国协调原则,其中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对均势的关注一度减弱。随着冷战的开始,人们又开始关注两极均势秩序以及伴随而来的美苏军备竞赛、相互威慑等新因素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4)全球多极均势(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时期表现为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多种力量迅速发展,全球相互依存及其影响开始显露。

尽管均势政治和均势论对国际政治有着长久的影响,但是围绕均势原则和均势机制存在大相径庭的看法。进入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持怀疑或者否定的观点,批评主要集中于:均势语义含糊,以此对历史进行概括难以得到验证,尤其是均势与维护和平之间的关系无法验证;由于均势常常是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大国服务,营造均势秩序便成为大国集体扩张的借口;均势无法解释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是一种陈旧的思维方式。事实上,深刻反思国家间关系,并尝试开辟新的理论路径的努力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处在蓄势待发的状态。

3.新的秩序思想的提出

尽管两极格局的阴影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仍困扰着国际关系的发展,但人们对国际秩序的思考开始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全球主义”学派提出的世界秩序论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作为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分支之一,全球主义对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立论,如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理论假设、国家中心主义、国际政治即权力政治等观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提出国家间研究的范式已经不能解释各种跨国关系的增长,需要从国家间研究的范式向世界政治范式转变,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正在向世界秩序转变,应当着手探讨建立世界秩序的任务。1961年世界法基金会的哈里·霍林斯发起设立了“世界秩序战略”研究项目,1965年在意大利召开会议讨论世界秩序问题。这期间,法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阿隆·雷蒙和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分别提出了关于世界秩序的定义,被称为“雷蒙—布尔世界秩序观”。布尔认为,世界秩序是对人类活动和国家行为所作的旨在维护世界稳定、和平、合作的一种合理安排。后来,阿隆·雷蒙的学生—斯坦利·霍夫曼在《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1980)一书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世界秩序的思想,提出世界秩序包含三个要素:(1)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关系处于和睦状态的一种理想化模式;(2)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友好共处的重要条件和有规章的程序,它能提供制止暴力、防止动乱的有效手段;(3)世界秩序是指合理解决争端和冲突,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有序的状态。这一思潮强调:当今全球范围内相互依赖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增加;国际价值趋向多元化和全球化;跨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日益多元化;全球问题爆发;地球人类这一意识增强;决策框架在各种层次上形成相互联系;武力作为决定社会价值分配手段的功能相对减低。这些因素的发展使现有的大国中心秩序正在日益失去其创造、维持、发展并改变国际体制中价值分配的规则化的决策机制的能力,因而,越来越需要一个以全球化的共同体为中心的秩序,即世界秩序。

另外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动向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论坛上以集体形式要求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这一事件意味着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的秩序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这一主张离实现还有遥远的距离,但是它孕育着深刻的变革。

()冷战后的新论

学者们认为,人类已经有了两次建立世界秩序的尝试,第一次是创建国际联盟的尝试,结果却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是建立联合国的实践,由于冷战的缘故,联合国也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冷战的结束为第三次创立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机遇。迄今为止,虽然还谈不上新秩序已经形成,但各种设想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

1.美国的世界秩序新论

1990年,布什政府正式把建立“世界新秩序”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对此,基辛格评论说:“本世纪以来第三次,美国宣布有意建立世界新秩序,把美国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

探讨建立世界新秩序,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离不开回答三个问题: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持续的变革,国家中心地位日益被来自全球化和分散化的力量所侵蚀,国际体系日益呈现出复合相互依存或网络化的特点,但否定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单位还为时过早,因此,追逐国家利益仍然不可避免地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事实。

美国学者还具体设想,今后世界的发展有可能出现的模式包括:(1)新的极化模式,如单极霸权世界、以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的力量组合为基础出现的新两极模式等;(2)地球村模式;(3)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模式;(4)多极均势模式;(5)以文明冲突为基础的冲突模式;(6)强调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极世界政治模式;(7)地缘经济模式;(8)“和平区”与“动乱区”并存的模式;等等。在这些设想中,比较受到美国人青睐而且被认为比较现实的是单极指导下的多层次复合相互依存模式。布热津斯基讲得很清楚:“美国的政策目标无疑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

大体说来,冷战后美国几届政府的战略思考都离不开这样几个问题:重新界定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重新确定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和对手,寻求目标、利益、手段三者之间的结合点,使之相互配合达到优化平衡。

在政策和手段上,有学者总结说,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崇尚有实力的“理想主义”,表现为:

(1)受“民主和平论”的影响,把“扩大民主”视为构建后冷战秩序的基础,主张建立“按原则行事的国际共同体”;

(2)比较注重大国合作,对中国、俄国等国家,在防范的同时强调“接触”战略,试图将它们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

(3)在经济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侧重于推行符合美国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尽力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资金、技术转移和贸易优惠与西方的战略利益挂钩,整合到西方模式里;

(4)在地区问题上,比较注意对各种机制的调整、改造和利用,对地缘政治的介入往往在“新干涉主义”的借口下进行;

(5)在安全问题上,强调预防外交为主,具体到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上则处于摇摆状态。

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强硬的单边主义倾向。“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非但没有对自己的对外政策加以反省,反而加紧退出反导条约,纵容以色列政府,提出打击所谓“邪恶轴心国”,并且把“主动进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方针。不少学者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影响世界秩序的最大变数,而现在还很难作出断言(参见第二、三篇中有关的专题)

2.中国新秩序观的发展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国际新秩序观有以下特点:第一,它具有全面性,既强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强调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二,它明确坚持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准则,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所有国家间的关系;第三,它提出了新安全观,对处理冷战后的安全问题是有典范意义的;第四,它坚持文化多样性原则,主张根据一个国家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提出了世界文化进行交流的基础。

有的学者从语言角度总结了中国国际秩序理论研究20年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国际政治的分析主要还是从国际政治力量划分的角度进行,一直到1992年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话题才成热点,成果之一是1992年时事出版社出版了《国际政治新秩序问题》论文集,从多方面探讨了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从语言角度讲,这一时期的变化是语言开始走出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批判性语言转向描述性语言;从模糊走向精确;从极端走向缓和。在肯定中国国际秩序理论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还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具体说是存在四个语言困境,即:语言的贫乏、语言的倾向性过程、数字的过度运用和语言的模糊,而语言的问题反映出我们对国际事务的认知方式存在问题,如因为求“全”而导致模棱两可、过于重视价值判断、思维缺乏发散性。

3.国际机制与全球治理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影响,国际机制概念被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当今,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和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已成为学术界用来描述国际社会中不断外化的相互依赖的现象,以及表达国际政治转型时期的国际关系规范模式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苏长和在其专著《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中认为,20世纪以来,如果说国际社会有什么重大的变迁和发展的话,就是国际制度力量的崛起和国际社会有组织的治理模式的发展。

所谓国际机制,目前存在多种定义,其中克拉斯纳的定义被广泛接受,他认为国际机制是“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者对某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问题)的预期围绕着它们而聚合”。国际机制研究试图回答:主权国家间合作是如何发生的?国际合作是否可行?国际机制是怎样影响这种合作的?通过建立、改革、发展国际机制,是否可以在和平条件下推动国际关系向公正、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机制是由国际组织制定,而国际机制中的决策程序及其实践也是与国际组织分不开的,在这一意义上讲,国际组织是国际机制的基本组织形式和外在的形式,因而国际机制的研究同国际组织研究有密切联系。

在国际机制理论研究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国际合作与秩序的建立同霸权之间的联系;第二,在没有中央权威的世界里,能否和如何实行治理。霸权稳定论和国际机制论分别代表着在建立国际秩序中的两种不同思路。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相互依赖产生着冲突这个事实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冲突在客观上要求国际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政府间政策的相互调整。这样做的途径之一是通过一个霸权国家的行动,通过一些特别的措施,或者是建立和维持国际机制,从而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保持协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就扮演了这样一种霸权合作的角色。但是美国的影响力显然已经减弱,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霸权之后的国际合作是否可行。因为,这种合作必须更多地靠自我利益驱动而非靠共同的善意愿望的主权国家之间进行,这无疑是更加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合作是不可能的。一些学者相信,国家之间确实存在互补的利益,尽管国家的行为可以是建立在它们自身利益观念基础上而行动的理性行为体,是利己主义者,不过,即使在接受这些现实主义的限制性的条件下,为了达到国家利益,也需要建立国际制度。相互依存为国际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现实的前提和条件,一旦国际机制建立起来,它将会强化其中的合作因素而不必然与特定霸权相联系。同“霸权稳定论”相比,国际机制理论排除了霸权是国际秩序建立的核心因素,通过对潜在的共同利益、互补利益的挖掘,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有学者指出,当前世界存在总体失序的特点,表现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911事件”暴露出许多全球化中间的灰色地带,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全球治理危机”,而国际机制理论为人们考虑和探寻对于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

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时髦”的词语,它被引入政治学、国际政治、社会学等许多研究领域。治理和政府统治不同,尽管两者都涉及目的性行为、目标导向的活动和规则体系的含义,但是政府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换句话说,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全球秩序中的治理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它同国际机制概念一样,也包含政府和非政府的行为体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合作,接受共同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由于国际政治中没有中央权威,因此,全球治理是“没有政府的治理”。与国际机制不同,它是管理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多领域的广泛制度框架,而国际机制往往针对专门的领域。

没有秩序就没有治理,没有治理也就没有秩序,其重大意义在于,“全球治理”为人们在市场的自发力量和政府的强制管理途径之外提供了新的制度建设的途径。但是学者们也指出,国际机制在运行中由于相互依存是不平等、不对称的,形成了依附型的相互依存关系,因而国际机制能否解决当今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还是一个疑问。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当前关于全球化治理的议论都有过于笼统和扩大之嫌,事实上,冷战后所发生的变化不仅没有削减反而扩大了国家的政治作用。

除了国际机制理论以外,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法理主义、新道德主义思潮也日益与国际制度建设、全球主义、世界秩序等潮流的兴起紧密结合在一起。前者侧重探讨国际机制以及国际社会运行的法理依据、准则、作用等,推动了国际关系规范化、国际机制有效性的研究。这种规范性和有效性表现为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和决策程序,强调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和行动。后者强调,虽然道德因素似乎难以在国际现实政治中发挥直接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国际秩序以及国际机制都体现着价值的选择和道义取向。尽管人们对一种普遍的公平与正义的道义能否实现还存在很大的争论和怀疑,但是强调国际伦理道德的声音对建立世界秩序的方向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