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新世纪里的中国,承接着20世纪中期以来民族命运由衰而兴的转折,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正在向世界新兴大国的方向加快迈进。中国独特的国际身份和国际地位既使它成为当今世界多种矛盾的交汇点,又赋予它重要的国际使命。中国以何种大战略来迎对新世纪里的机遇与挑战,将是一个世纪性的话题。

一、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重大调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决策

1.“一边倒”政策的提出及其原因

所谓“一边倒”,意思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苏联结成同盟。“一边倒”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其意义非同寻常。

“一边倒”政策的提出,经历了相当长的酝酿、发展时期。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支持苏联,同时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承认。当时美国内部对华问题上曾经出现两派,一派支持中共,另一派支持国民党,但是在两派的斗争中,支持蒋介石的派别占了上风,因此总体而言,美国拒绝与中共合作抗日,而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

随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为支持蒋介石政府统一中国,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在雅尔塔会议后,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的,美国得到了苏联的保证:只支持蒋介石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既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也得不到苏联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承认和帮助。正是在这样不利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独立地进行了武装斗争。美国则一心一意扶持蒋介石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力人力,支持其打内战。而苏联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并对中共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

与此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开始了两极对抗的“冷战”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世界日益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东西两个对立集团,美苏矛盾尖锐化。

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建立和发展新中国这一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国内各种力量,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内,对于建立新中国后的各项大政方针都不太统一。于是,194971,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文中说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仅在中国,即是在世界也绝无例外,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随后,中苏关系发展迅速,1950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结成同盟。而中美关系逐渐恶化,尤其是朝鲜战争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两国陷入敌对状态。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一边倒”政策最终不复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被反帝反修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所取代。

关于中共选择“一边倒”政策的原因,学术界作了诸多探讨,其观点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强调了美国对华政策对“一边倒”决策的影响。在杨公素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一边倒’是美国的政策促成的。”他认为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拒绝与中共合作,而后解放战争时美国自己站在了中共的对立面,所以“一边倒”政策的提出是很自然的。当然,他也强调了中共选择的主观因素。林利民在《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中也认为:“美国长期与蒋打内战的历史,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对立的事实及美国1944年以来在处理对华政策时,一向按意识形态画线的顽固立场,一直使中国共产党对美怀有疑虑和不信任,并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万分警惕,时时检讨政策立场。美国官方在南京会谈中的表现及司徒雷登拒绝北平,使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猜疑和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由此,中共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流行的观点也是认为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人的政策错误,才使准备与美国打交道的中共倒向苏联一边。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注意到了促使中共作出这一决策过程中,美国当时对华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并加以了重视。

第二种观点强调了“一边倒”外交决策中,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主观因素,尤其是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考虑。何迪在《1944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一文中断定:“‘一边倒’的政策是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利益的根据的,它是中共对外政策合乎逻辑的发展。”毛泽东向来视中国的革命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把自己的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同时他认为:“中共作出一边倒决策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国家安危与经济建设的需要。”不过,他也强调了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共决策的重要影响。张小明在《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一文中也谈到“一边倒”是中共领导人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等出发而提出的,认为冷战时美苏争夺很难让中国中立,而中国发展有赖于外部援助和支持,同时领导人的主观认识与苏联、斯大林一致,即“两个阵营”思想。而倒向苏联,则是被中国领导人视为最符合国家利益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信仰的选择。牛军所写的《建国前夕影响中共中央制定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一文中提出,当时中共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受到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中共领导人从一开始便将对苏关系放在首位,并且断定中美对抗难以避免,所以更相信良好的中苏关系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而此时在国内、党内和军内存在强烈的反美情绪,同时中共极为敏感、警惕及反感美国利用中国的“第三势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干预。他认为中共制定对美政策确实包含着对此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应,“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反映了中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在趋势和要求”。同时,此时中共领导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取得革命胜利和之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所以,“一边倒”政策的提出就顺理成章了。刘建飞所著《敌人,朋友,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中也提出,新中国领导人的革命理想决定了他们实行亲苏政策,而美苏对抗局面的存在,又决定了亲苏必定反美。他认为“一边倒”是中共的必然选择。由于中共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接受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导致了中共联苏反美的基本立场。此外,反帝民族主义在“一边倒”决策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一些客观因素的存在,也使中共选择了“一边倒”的决策。许多西方学者也认为在“一边倒”的决策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考虑是促成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美国学者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51950》一书中就断定:“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同对美敌意相结合促使毛跟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政策彻底决裂。”

第三种观点强调了苏联因素在中国“一边倒”地倒向苏联决策中的作用。华庆昭所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中,引用了伍修权在《我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1958.10)》中的说法,即斯大林对于中国可能走“南斯拉夫道路”特别敏感和警惕,毛泽东于是针对苏联的猜疑提出了“一边倒”政策。虽然苏联猜疑中共,但是,由于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实力,所以,除非到了苏联施加的压力变得忍无可忍时,中共别无选择,只能与苏联结成同盟。为了表明中共诚意,消除苏联猜疑,中共只好宣布“一边倒”。《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一书中分析认为,“一边倒”政策总的考察是因为毛泽东认识到新中国的经济重建与发展中急需苏联援助,还有若干特殊因素:第一,处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之下,苏联强而中国弱,毛泽东对斯大林对中共的猜疑感到不安。第二,很可能毛泽东认为采取亲苏政策可以巩固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第三,也是最重要因素,由于苏联的存在,毛泽东担心中国的领土完整。当然,在强调苏联因素对中共的影响时,它也分析了毛泽东所考虑的意识形态因素。

2.如何评价“一边倒”外交决策

许多学者充分肯定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认为其是必然的选择。《新中国外交50年》一书中提出,“一边倒”促进了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对当时加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该书也指出,中国的“一边倒”是以独立自主为基础的,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是警惕的,同时谈到“一边倒”使中国的对外行动受到了一定限制。但总的来看,该书对“一边倒”政策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

张小明在《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选择》一文中认为,“一边倒”政策奠定了10年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此时中国在东西方冷战时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理论上“一边倒”并不是必然的,但当时的情势使新中国难以选择同美友好与苏疏远或者保持中立这两种战略。“一边倒”是中共根据对国际局势的估计,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出发谨慎和独立地制定的,“在今天看来,‘一边倒’战略并不完善,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弱点,但是它在当时确实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战略选择”。

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斯坦在《失去的机会,还是根本没有机会》一文中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前,中美间的关系恶化是一种希腊式的悲剧,是种“注定的悲剧”,而非一种基督教式的悲剧,即“可能的悲剧”。虽然他未肯定和支持“一边倒”政策,但是可以推断他认为这一政策有必然性的一面。

也有些学者认为,“一边倒”有两面性或者认为它并不是必然的。杨公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按照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的情况看,中国不宣布‘一边倒’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政权,苏联当时并不能决定中共政策。而且苏联认为中共只是民族主义的、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政党,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中共采取观望和怀疑态度。同时,杨公素认为,中国在“一边倒”支持苏联的过程中,有错误地支持苏联的行为,如南斯拉夫问题。而且在当时一边倒向苏联的情况下,无论党还是国家的关系上,中国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当然,他又指出,如果中共当时不宣布“一边倒”,在美苏间保持暧昧态度,会造成形式上的中立、实质上的孤立,新中国将在较为困难的环境下维护与巩固独立。亓成章在其《中国对外战略的确立与调整》一文中谈到了“一边倒”政策的重要意义: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孤立和封锁,赢得了苏联支持,巩固了政权,改善了国际环境;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到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使中国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但是,他认为“一边倒”战略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符合当时客观存在的“世情”和“国情”,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一边倒”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新中国完全独立自主的手脚,并且也以“南斯拉夫问题”为例证明了这一观点。刘建飞所著的《敌人,朋友,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一书中认为,当时的选择有其必然性,但是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认识有一定局限性。战后国际共运高潮并没有持续多久,斯大林所说的“三大矛盾”并未尖锐和扩大化;而美苏两国都曾损害过中国利益,但相比之下苏联尤甚。他认为“一边倒”的决策有得有失,中国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短短数月,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大大有助于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维护了国家安全。此外,由于苏联的经济援助,中国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并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但他同时指出,从长远来看,“一边倒”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第一,西方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仍是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主流,而“一边倒”使中国与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对立、隔离状态,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推动的对中国的禁运,参与者多达50国。第二,与美国对立使中国东部边境时常出现安全危机,由此使中国后来在经济建设上采取重内地轻沿海方针,即“一、二、三线”布局,这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三,“一边倒”造成的与美国对立,也使台湾问题成了难以解决的悬案。同时,他认为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如消灭国民党残余分子、寻求外部援助及美国对华政策中对中共的敌对等情况,可以采取其他外交政策解决,不是“一边倒”的根本性因素。

“一边倒”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等一系列作用下作出的重大外交抉择,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因此围绕其展开的研究和探讨如此之多,是不足为奇的。

()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决策及其影响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按照美国和苏联的协议,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美国进驻朝鲜南部,苏联进驻朝鲜北部,分别接受日军的投降。随后,冷战的开始使得美苏两国进入对峙状态,也使朝鲜问题复杂起来。美苏两国分别支持南北各方的政权,结果19488月,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随即在9月,北朝鲜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诞生。在被人为分裂之后,南北朝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在1950625爆发了朝鲜战争。

战争爆发后,南朝鲜军队节节败退,而北朝鲜军队则迅速推进。面对这一局面,美国开始了动用武力支持南朝鲜的行动。627,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并出动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同时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驻军,干涉印度支那战争。而且,美国还利用联合国,先是控告北朝鲜侵略南朝鲜,后来又成立以其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图挽回局面。随着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的战局发生了不利于北朝鲜的变化,特别是915的仁川登陆,迫使北朝鲜撤退。104,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武力挑衅和侵犯不断。由于中国和朝鲜利益休戚相关,所以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行为,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

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并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但是美国仍步步进逼。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新中国的领导人经过艰难的决策,在北朝鲜的一再要求下,终于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1019,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抗击美国侵略者。从此,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在军事战线和外交战线上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195010月到19537月,经过长达三年左右的交火和谈判,在双方都付出沉重的代价后,1953727,美国被迫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双方仍然以北纬38度线为界,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朝鲜战争影响巨大,它不但对中美关系及两国各自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冷战时的力量消长情况。朝鲜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派兵出境作战,而且对手是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最终使美国在第一场没有打胜的战争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1.中国为何要参加朝鲜战争

第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美国方面的原因促使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中国国内的主流观点是,正是由于美国入侵朝鲜,并不断侵犯中国鸭绿江边境,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所以中国被迫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谢益显在其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中认为:美国严重威胁了中国安全,并且不理会中国的警告,意图侵占北朝鲜,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毅然决定参战。朱成虎在其主编的《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一书中写道:“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是中国人民在美国扩大侵朝战争和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而许多美国学者也强调美国自身的判断和行动错误,刺激了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如《走向对抗之路》的作者威廉·斯托克就认为,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初期受六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贸然决定越过三八线进攻,导致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而另一学者齐纳森·波拉克在其文章《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中提及,由于美国干预朝鲜战争,并且迅速扭转了战争局势,所以引起了中国的严重不安。尤其是美国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和对台湾海峡的封锁,促使中国决心参战,而后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为深远。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两方面都有诸多因素。美国学者邹谠在其所著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中分析指出:美国没有正确判断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和敌意的严重程度,因此采取了使台湾海峡中立化和美军越过三八线进攻的举动,导致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中共“对美国意图的冷酷的、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看法”,使中共认为中国的安全与北朝鲜政权的存在紧密相连。“但中国共产党人参加朝鲜战争,并不是不抱有军事胜利和政治收益的期望的。”因此,“除了为防守鸭绿江国界线以对付想象中的美国‘侵略’的威胁之外,北京的参战是为了提高它的国际威望,尤其是在亚洲的威望。”而林利民所著《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一书中提到,美国曲解了中国传达的信息,无视中国的警告,而且为暂时的军事胜利所陶醉,因此错误地认为中国不会干预,于是大举北上,越过三八线作战。而中国方面认为出兵朝鲜好处很多:可以保障边境安全,打击国际国内反动分子气焰,使东北边防军不被长久牵制,参战利益极大。其结论认为,美国政府自恃装备优势,无视新中国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逼,所以中国在两难之中作出了起兵应战的重大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参加朝鲜战争,主要是中国方面的一些因素起了作用。例如,美国资深外交官约翰·H·霍尔德里奇在其《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书中说道:“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当时支配整个共产党世界的理论思潮,即当时的各国共产党政权应该到处发动革命。”他还认为:“中国参战的动机很可能至少有三个:拯救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免它遭毁灭;支持斯大林实现其扩展共产主义边界的计划;保卫中国自己的边境。”陈健在其文章《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提出促使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的主要动机并非保卫中朝边境的安全,而是希望将美军赶出朝鲜,从而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

2.如何评价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影响

一种观点全盘肯定或者基本肯定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的有利作用,而不提及其负面影响。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中评价道:“朝中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使美国遭到第一次军事败绩,严重打击了战后美国跋扈的气焰。世界人民看到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的破产。这大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斗争。朝中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以正义战争制止了非正义战争,使美国以反华为中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遭到极大的挫败。这个胜利捍卫了朝鲜北半部的人民民主制度,维护了中国安全,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而在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之际,又有一大批评价朝鲜战争的著作和文章面世。其中,绝大多数发表的文章都肯定了抗美援朝的意义。在《半月谈》举办的座谈会上,与会学者认为:第一,出兵援朝是英明的历史决策,其正义性质不容歪曲;第二,抗美援朝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第三,赢得了长期建设的和平环境,促进了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第四,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刊登的石仲泉的《抗美援朝在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黄宏、郭凤海的《维护世界和平和我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历史价值》两篇文章,也持肯定态度。前者认为:第一,抗美援朝的胜利,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两个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均势状态,大大增强了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阶段的可能性;第二,其胜利进一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使一支新兴的维护和平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舞台;第三,其胜利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后者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历史价值在于:第一,极大影响了战争的表现形态,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第二,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为中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的环境,促进了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高了国防实力;第四,保证和维护了中国地缘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意义重大;第五,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向自立、自强,走上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有得有失,得和失都很突出。华庆昭在其著作《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写道:“中国取得了胜利,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国敢于和美国交锋,把美军和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证明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解放自己,也能够在国际战争中帮助邻邦转危为安,捍卫祖国的安全,一洗100多年来受尽侵略凌辱的国耻。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有所失的三个方面:第一,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祖国分裂造成的影响极为严重,苦果延续至今;第二,付出了巨大的兵员伤亡,总计战斗死亡36.6万人,因伤因病致死14.84万人;第三,失去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机会,结果造成二十多年的敌对,消极后果显而易见。齐纳森·波拉克在《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中分析指出,中国参战是个冒险,但终究是成功的,它拯救了北朝鲜政权,消除了美国对鸭绿江边的军事威胁。同时中国取得了战争经验,进行了军队现代化改革。朝鲜战争也对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影响,斯大林对中共“铁托主义”倾向的长期怀疑消除了,中国的影响和权威增长了,中国作为合格盟友的可靠性和可信性经受住了考验。而且中国也懂得了在安全关系上依赖别人的代价和后果,坚定了自力更生的信念。总之,北京顶住了变化和危险,成为更成熟、更受人尊重的国家。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朝鲜战争对中国的负面作用:人民生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军队的复员和恢复经济计划被推迟;中国和美国开始长期敌对。其中最大的政治代价是台湾无限期地与大陆分离,美国极力扶植台湾。“因此,朝鲜战争排除了中国内战提前结束的结果,确定了中美关系的长期疏远格局。”邹谠也进行了两方面的阐述。一方面,他指出:“北朝鲜战役是中国军队对一个大国作战所赢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以来,这一胜利对于一场国际战争的结局,具有持久性的影响。”中国在远东以强国姿态出现。另一方面,他认为,朝鲜战争使中美冲突甚至比美苏冲突更激烈,中国对苏联外交上的依赖性随之加强。而且,中国的成就还使毛泽东过高估计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实力,并鼓吹对美国的好战政策。而美国则以恐惧和敌意代替了传统友谊,重新扶植国民党,最大限度地孤立北京,门户开放政策因中美互相对峙而中断。美国的托马斯·博克和中国的丁伯成合著的《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一书中也写道:中国人成功地阻止了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队入侵朝鲜,保卫了自己的边界,这使中国作为一支独立的、令人生畏的力量,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声望,从此,美国不得不在它的战略计划中认真地对待中国。当然,中国为朝鲜战争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朝鲜战争的后期,美国的领导人开始把中国看做是最危险的共产主义敌人,感到必须用核武器加以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并还将经历严峻的考验。

第三种观点则强调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提或者否认其成功之处。袁唏在《真相》一文中提出,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迟滞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拖延了祖国统一,对中国来说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而约翰·H·霍尔德里奇在《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书中谈到:“不管怎样,在朝鲜的三年激战给美中关系留下的后果是相互敌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美国对华全面的贸易禁运。而美国采取的有关台湾的举动,对中国的影响比较深刻。总之,对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国内国外的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和思考。

()中苏冲突原因探析

1.中苏两国间的冲突

中苏之间的分歧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家关系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与苏联之间经历了一个友好合作的时期,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以后,矛盾逐渐增多,最后发展到国家间关系的破裂和冲突。

1958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希望在1958年~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以便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这两座中心的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由于涉及中心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中国对此非常慎重,坚持由中国承担全部费用,中苏共同使用,但中心的所有权归中国。苏联未能就此与中国达成一致。

同年6月,周恩来致函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对中国的海军建设给予新的技术援助。7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希望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由于建立联合舰队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中国对此建议予以了明确的拒绝。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两国在国际战略上也出现了重大分歧。苏联同美国大搞合作,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思想视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基本原则。而中国则把反对美国的威胁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之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加以埋怨,并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希望中国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惟恐小型战争、局部战争会“迅速蔓延为世界大战”,破坏苏美合作的意图。对此,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苏联还在19596月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和生产技术,以此向中国施压。

19587月、8月间,中苏两国在关于中东局势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和做法。伊拉克七月事变后,英美军队分别开进约旦和黎巴嫩。赫鲁晓夫向美国建议召开一个由苏、美、英、法、印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而中国领导人认为,美英的做法是一种侵略和干涉行为,中国支持伊拉克人民推翻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应给予英美以坚决的痛击。

19598月,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中印边界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遂于99发表声明,认为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悲惨”的事件,苏联对此表示“遗憾”,并指责中国,偏袒印度,声称“苏印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成功发展是与和平共处思想相一致的”。 9月13,苏印签订协议,苏联答应为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近四亿美元的贷款,比原计划增加了一倍。苏联这种有倾向性的声明,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中苏分歧。

19633月,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从19637月开始,苏联报刊发表了大量反华的文章和材料,肆意攻击中国。作为回应,中共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1965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从此断绝了中苏两党间的关系和往来。

中苏两党出现分歧以后,苏联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方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已经签署的合同和科学技术协定,并在1961年中国遭受自然灾害之际对中国强行逼债。此外,苏联还于19596月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反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企图在核技术上控制中国,使中国依赖苏联的“核保护伞”。

19607月,苏联在中国新疆的驳孜艾格尔山口挑起了中苏出现分歧以来的第一次边界冲突。在1960年~1965年间,苏联在中苏边境制造了5000多起边境事件。19693月的珍宝岛事件,是中苏关系恶化到顶点的标志。

2.中苏两国关系缘何破裂

《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一书认为,中苏两国战略上的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而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是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调整内外政策,对外走和平竞赛的道路,同美国大搞缓和,试图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依靠广大亚、非、拉国家,推进世界革命,提出了反帝反修的政策。中苏两国有各自不同的战略本是正常情况,但社会主义国家间长期以来不正常的关系不允许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当苏中两国在战略上出现分歧时,苏联就企图控制中国,因而中苏分歧也表现出战略上的控制与反控制。该书指出,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利益的关系,损害这种利益就会破坏双方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在边境地区派驻重兵,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最终导致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

苏联学者谢尔盖·冈察洛夫在《联盟—敌对—睦邻—苏中关系四十年》一文中,对中苏关系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回顾和分析。他认为,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苏共二十大开辟了苏中关系的新时期。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对于苏共不预先征求中共意见就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恼火,认为赫鲁晓夫是要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制造混乱。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带来了两国对外方针的全面对抗。国家利益的不同和对外政策方针的冲突破坏了苏中联盟的基础,而两国不断升级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论战又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论战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中关系的主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初的苏中论战能反映涉及双方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种意识形态的论战扩大了两国国家关系的分歧。勃列日涅夫时期,苏中冲突发展到了军事化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1964年苏中边界谈判毫无成果,而毛泽东在当年6月发表的声明在苏联被看做是对150万平方公里苏联领土怀有野心;(2)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竭力煽动反苏情绪,给苏联造成北京已制定反苏计划的印象;(3)苏联军队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实行的裁军政策极为不满,因此,苏联军方借口中国的不友好行动向中国边境增兵,以弥补裁军造成的损失;(4)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军队的影响全面加强,使得中国也在军事上作出积极的反应。

有些学者注意到了中苏两国在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政策上出现的分歧,认为这种分歧对两国关系的破裂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中苏两国领导人及两党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基础,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对立时,中苏关系即转为冷淡,以致趋向分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急于求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初,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片面性口号,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错误迅速蔓延。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继续推行消除经济管理体制弊病、重视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中苏两国领导人在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上的探索差距越来越大,相互之间的指责也越来越激烈。

二是在国内政治方面,中苏两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国内从1959年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将党内关于不同意见的争论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而该时期苏联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19584月,赫鲁晓夫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全面彻底胜利的情况下,“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发展民主,吸引全体公民参加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参加管理社会事务的工作”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是在搞现代修正主义;而苏联则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指责为教条主义。

大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经历了一个从一般差别和矛盾发展到严重冲突的过程,即使是在“蜜月时期”,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别;既有互利的一面,又有矛盾。本来在国际交往中,不同国家总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中苏两国由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同,双方的国家利益出现差别和矛盾是很正常的。国家利益的差别和矛盾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及双方处理这种矛盾的态度和方法。如果矛盾不严重且双方处理得好,这种差别和矛盾就不会导致双方关系的大变化;反之,则有可能使关系恶化。如果其中一方搞民族利己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那么对双方关系的冲击就会更大。就中苏关系而言,苏联从一开始就有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中国不够尊重,处理对华关系时主要考虑苏联本国的利益,而不重视中国的国家利益,且常常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中苏之间之所以会在国家利益上发生矛盾和冲突,其根本原因是苏联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惯于推行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要求中国牺牲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甚至企图控制中国。中苏之间关于国家利益的争执和冲突,不仅促使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和升级,而且还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从而使双方的争执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必要的,但所采取的斗争方法值得反思。有时不恰当的斗争方法不仅无利于冲突的化解,反而会激化矛盾,加剧冲突,这也是中苏冲突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首先,中方将国家利益的争执同意识形态的争论混杂起来,使问题复杂化,使思想发生混乱,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其次,中方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斗争中态度过于生硬,过于强调“斗争”,缺少灵活性,不大愿意做必要的“妥协”;方法过于简单化,采取了所谓“大批判”开路的斗争策略,误以为只有彻底批判所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才能解决问题,结果却与批判者的愿望相反,越批越对立,越批越不解决问题。再次,中方在处理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时,缺乏透明度,内部外交的成分极浓,加上片面的宣传,给民众造成错觉,给中苏关系笼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在民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比如,20世纪50年代前期,由于对苏关系缺乏透明度,舆论宣传片面掩盖两国间的矛盾和摩擦,使得中国国内的民众只看到中苏关系好的一面,认为中苏关系“一片光明”。直至两国关系恶化到了相当的程度,中国民众才有所了解,但感到十分突然,难以接受。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指出,中苏关系在20世纪经历的风云变幻,除了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分歧及中苏民族矛盾的影响以外,其中也有中苏领导人的性格冲突的影响。书中说:“在中苏两党关系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到重要作用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极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内心情感及好恶的人。”毛泽东过于诗人化的气质在政治和外交场合有时也会起到反作用,他争强好胜的性格则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好斗”。1957年毛泽东在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上的发言是即兴式的,发言前没有提供译稿,这使得苏联翻译将他的“两个基本点对立面的斗争”翻译成“两个不同集团的斗争”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胜利”。这样一来,就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同另一集团等同起来,这引起了苏方的强烈不满,米高扬在会上甚至示威性地站了起来。另外,毛泽东在发言中用了一句中国的老话“东风压倒西风”来比喻社会主义力量压倒资本主义力量,因为在中国,东风往往是和煦的、能带来雨水的。但对于苏联而言,东风则带来干燥。所以赫鲁晓夫后来明确地说,无论中国人本意如何,对于苏联人的习惯而言,这不是一个好的比喻。毛泽东还用“蛇无头不行”来说明国际共运需要一个带头的,但按西方的习惯,蛇是罪恶的象征,因而这个比喻也让人难以接受。毛泽东在发挥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时,强调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不可怕,“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这种带有老庄道家色彩的观点在许多人听来是不可接受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认同这种听起来无视人的生命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毛泽东的印迹,体现了毛泽东狂放的气质。但不同的场合需要遵守不同的游戏规则,即使是领袖人物也应遵守一定的规则。1957年的这次会议以后,中国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不能不说是个教训。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及意义

1.“三个世界”思想的渊源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是其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过程。这个思想最早体现于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之中。随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世界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中间地带”理论经过发展演变,最终成为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1946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毛泽东之所以会提出“中间地带”的理论,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法西斯侵略势力的覆灭,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复杂形势。以1946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为标志,美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世界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美国统治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基于推行全球霸权和压服国内保守势力的需要,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认为东西方国家不可能和平合作,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美苏必战”、“美国必胜”等谬论。美国的盟友也随声附和,推波助澜。面对冷战阴云四处飘动的国际局势,中国革命阵营中的一些同志过高地估计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轻信美国及其盟友关于战争的叫嚣,害怕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对国际形势和国内革命表示悲观,“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中间地带”理论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政治中有两件大事引起了毛泽东对于“第三种力量”的思考。其一,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它是民族主义国家登上世界政治舞台、要求独立与平等、集中表达自己意愿的一次尝试。其二,是发生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它是民族主义国家为保卫自身利益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这两件大事表明了“第三种力量”的崛起和团结,同时也反映出民族主义国家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性。

1957116,毛泽东在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的发言中,再次使用了“中间地带”的说法。他在讲话中说到,美帝国主义除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外,还“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195892,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指出:有许多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第三种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195898,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第二次讲话中说:“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

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中苏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化,社会主义阵营面临解体的危险。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在发生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随着西欧经济实力的增长,西欧要求独立行事、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毛泽东又提出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196415,毛泽东指出: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此后不久,毛泽东又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19647月,在同日本朋友谈话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两件事,促使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1973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他关于“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1974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2.如何认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意义和作用

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一书在谈到“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的意义”时认为,该思想是从国际斗争的全局着眼,正确解决了对各国进行力量配置的要求,为当时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战略依据。(1)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核心,在于揭示苏联霸权主义属于第一世界。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苏联在国际关系中呈现出明显的侵略扩张趋势,成为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对此,许多人不能一下子看清楚。因此,对于苏联霸权主义应采取何种态度,是一个关系国际斗争全局的重大问题。只有明确了苏联霸权主义属于第一世界,才能清楚认识当时国际舞台上苏美军备竞赛和战略对峙的主要目的是争夺霸权,并且这种争霸孕育着世界战争的危险。(2)对第二世界的构成的分析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第二世界主要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仍继续保持着帝国主义特征,但同时又同样受到霸权主义的控制、威胁和欺侮,因而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因素。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告诉我们,要看到这些国家同霸权主义之间的矛盾,一方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另一方是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因此,第二世界国家当然要参加反对第一世界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第二世界的劳动人民当然要联合本民族一切可能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3)该思想突出了被压迫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斗争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世界中既有属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又有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被压迫民族国家。它们都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在国际斗争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把民族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放在一类国家中,注意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4)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由于该思想对世界各国进行了正确的力量配置,使得中国可以最有效地展开反对两个霸权国家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该思想的“阶级性”表现在“它是以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的全面的阶级估量为基础,并以国际斗争的总结算是否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为依归”的。

在《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一书中,作者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彻底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使世界多极化的面目明朗起来。这一思想改变了以意识形态划分力量集团的观念,代之以“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该理论讲的是力量的配置,即依靠和团结最广大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的国家,打击两个超级大国,从而使中国有可能联合最大多数的国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该思想还向世人表明,尽管当时中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在确定国际战略时并没有仅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以各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划分三类不同的国家。该思想属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减轻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显著作用。

有一些学者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与马列主义理论的关系进行考察,认为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为马列主义理论增添了新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上第一次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并指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证,对全世界工人运动具有决定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为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作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并以此来划分欧洲政治力量,区别欧洲民族运动是否应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列宁在新形势下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方针,肯定了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明确指出,享受瓜分世界利益的几个国家的居民只有二亿五千万,而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十二亿五千万,后者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使“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正是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不同时期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全局出发,把握不同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情况,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以打败不同时期国内外的主要敌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既体现了美苏争霸、三个世界是当时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又指明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第三世界在国际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为马列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对我国当前外交政策与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该思想指导我们,在国际斗争的全局上,要坚持将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方面,要把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有力的斗争武器;在国际事务中,要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并以此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总之,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是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争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它对于我们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争取一个更有利于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些学者从对世界格局的认识角度出发,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彻底改变了战后世界两极体系的观念,使原来“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的概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等非意识形态的划分。这就使得在整个多极化世界中,国家间斗争与联合的根本性标准,不再是抽象化的意识形态,而变成了维护各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这种划分标准才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才是现实可行的。

在《中国外交新论》收录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一文中,有关学者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中国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找到了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从而使中国获得了最大的战略利益,其中包括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从赢得国家独立到在世界格局中赢得重要战略地位的历史性飞跃。但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依然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制约,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尽管该理论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产物,但它也必然受到当时起支配作用的两极格局的影响,带有时代的局限和烙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外交指导思想都是试图同两极格局中的一方在战略上结成有形的或无形的同盟,争取形成针对另一方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大国结盟思想的局限。(2)该理论也受到了冷战格局的影响,对爆发大规模世界战争特别是侵华战争的危险性估计过于严重。毛泽东虽然看到了美苏两国争夺日趋激烈、矛盾不可调和的一面,但对这种矛盾冲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牵制而达到一种均势,同时第三世界作为爱好和平、制止战争的力量也在迅速增长的一面估计不足。

()中美关系解冻及原因分析

1.中美关系解冻的缘起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两国一直处于相互敌视的状态中,两国的双边关系毫无进展。但到了6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

196710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越南后的亚洲》一文,提出要与中国接近,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势必不能永远使中共隔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我们必须带着迫切的需要与现实主义的忍耐前进,循着通往最后目标的方向审慎地移动脚步”。1968年,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尼克松强调要同中国和好,要“让所有国家知道,在本政府任内,我们的沟通线路将是敞开的”。

对于这些来自美国的微妙的信号,中国十分敏锐地作出了反应。196811月,毛泽东亲自批准恢复了中美大使级会谈。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后,尼克松为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19697月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其公民到中国旅行和美国人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8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发表讲话,说深盼有一天能与中共进行有益的对话,以缓和紧张局势;同年10月,美国表示将不派美国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作为响应,中国于该年7月释放了此前不久因故非法越境的两名美国人。

1970101,应邀访华的美国友人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起检阅游行队伍。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与此同时,尼克松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采访时说:如果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去。这就向中国表达了他访华的愿望。从1970年年底开始,中美两国启用了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互传信息,为中美两国的进一步接触打开了通道。

19714月,周恩来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用“小球”带动了“大球”。周恩来在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在周恩来接见了来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尼克松宣布了对华开禁的措施:发给愿意访美的中国个人和团体签证;放宽美国的货币管制,使中国能够用美元支付进口货物;准许美国各石油公司向进出中国的船只和飞机出售燃料;准许悬挂外国国旗的美国船只停靠中国港口;等等。

1971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行6人对中国进行了48小时的秘密访问。其间,中美双方举行了3次共17个小时的会谈,主要内容是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问题。1972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历史性访问。这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是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它标志着中美20多年敌对历史的结束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为以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美《联合公报》中,双方阐述了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在肯定“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并列举了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不同和相同的看法之后,重点强调了中美两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点。关于台湾问题,美方声明:“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2.中美两国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解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一书对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原因进行的分析认为,1969年尼克松关岛讲话后形成的尼克松主义是对杜鲁门主义的一个变更,是为了应付苏联争霸,竭力维持其原有的霸权地位。美国全球战略的变更,有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个人的胆识和作为,但更重要的是由当时美国国内外的形势所决定的。美国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国力大为削弱;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运动不断高涨,反美觉悟大大提高;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中立倾向的增强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表明美国在亚非拉国家中的欺骗作用越来越小;西欧各国和日本经济力量的增强及其同美国矛盾的日益加剧,使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盟主的地位已非常脆弱。美国意识到自己的霸权地位已严重衰落,面对苏联的争霸,为改善在美苏争霸中美国的战略处境,美国开始接近中国。

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实现和解,是中美高层决策者由理想主义战略决策向现实主义战略决策转变的结果。

对于美国来说,导致其改变对华政策的主要客观因素是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实力的相对衰弱。尼克松总统与其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重新估价美国实力的基础上,确立了世界多极化思想。美国认为,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有利于维持均势,而均势又是世界和平的前提,这一点成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思想基础。“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必须在总体上维护全球均势,在具体上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万一苏联打垮中国的企图得逞,对世界均势的打击绝不会小于苏联征服欧洲的后果。因此,在70年代初苏联威胁到中国安全时,美国就要“扶弱抑强”,应当与中国改善关系,用“中国牌”来遏制苏联。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主义战略决策的指导下,美国开始调整外交政策,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结束中美对抗的局面。

中国当时依据对国际形势、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和认识,也构筑了一整套顺应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外交战略。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制苏战略,认为当时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是在中苏边境屯有重兵的苏联,而不是美国。而中美和解将有助于促使“大三角”战略格局的形成,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使中国成为制衡大国战略均势的重要筹码。

也有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中美关系解冻的初始并非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因为中国在该时期的外交战略是在珍宝岛事件以后才发生转变的,在时间上晚于中美之间相互传递改善关系的信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中苏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但中国的领导人仍然认为苏联与美国是有根本区别的,即美国的对外扩张是全球性的,是对中国的直接威胁,而苏联则起着一种“帮凶”的作用;美国是要独霸世界,而苏联则是企图靠与美国勾结来共同统治世界;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错误不是要称霸,而是要用牺牲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与美国妥协。因此,这一时期,中国仍将全力以赴反对美国的侵略扩张作为首要的外交任务,而对苏联则主要是口诛笔伐,在行动上则是谨慎和有节制的。毛泽东在该时期考虑更多的是全球性战争与革命的问题,对于中国是否、何时以及如何调整对美政策并无认真的思考和结论。

有些学者则从更为广阔的时空来阐释中美关系解冻的原因。他们指出,促使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

(1)20年的中美关系的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了美国敌视和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失败,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及其国际地位的提高为世人所公认,这在客观上要求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和制定对华政策;

(2)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美国国内政治危机四伏,到处弥漫着“恐惧、不信任、愤怒和离异的气氛”,出于应对这种国内政治困境的需要,美国外交决策者决定结束同中国的隔绝,以使美国人民意识到美国仍是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能够促进美国的目标和一切依赖它的人们的福利;

(3)尼克松、基辛格个人所具有的权威、判断力、魄力和外交才能,促成了美国决策在关键时刻能不失时机地付诸行动;

(4)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主要动力是“谋求战略上的有利地位”,以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能力,迫使苏联让步,还可能有助于让美国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境。与之相对应,中国作出解冻中美关系的决策,主要也有四点考虑:(1)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领导人认为需要重新审视民族因素、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为维护自身安全寻求缓解外来压力的途径,进而谋求中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处于有利地位;(2)“文化大革命”使中国日益陷入全面动乱,出于内部安定的考虑,中国急需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解决好国内问题;(3)缓和中美关系是中国整个外交战略的要求,即以中美缓和为契机,克服同西方国家、日本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的障碍,争取长期以来重返联合国的斗争的胜利,抑制苏联的扩张势头,开创中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新局面;(4)通过和平谈判缓和中美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贯政策,尼克松上台后倡导谈判,同时中国也希望中美和解能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大业。

美国资深外交官霍尔德里奇在他的著述《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一书中指出:“美中关系在经历了多年的冷却之后,到1968年开始出现转暖的端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始对解冻起催化作用的,不是北京或华盛顿而是莫斯科。促使中国重新估价中美关系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由于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中开始出现的民主倾向。”作者认为,在苏联带头入侵布拉格之后,面对苏联为了把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宁肯对其使用武力的局面,中国决定首先设法减轻苏联对它的外来威胁,而把同美国之间的分歧降至第二位,因为苏联同中国有几千公里长的共同边界,而美国尽管介入了越南战争并在东南亚保持了很大的军事存在,但它并不急于向中国挑战或在东南亚确立永久性的军事存在。

国内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联美抗苏是形势所迫。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推行“反帝”、“反修”的战略方针,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不得不进行两线作战,同时承受来自东西方的双重压力,这使得中国不仅在世界上十分孤立,而且国内建设和发展也缺乏应有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寻求国际上的支持,而中国摆脱孤立局面的突破口只有一个,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抵制苏联的威胁,因为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一家可以同苏联抗衡。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依然存在,但相比之下,美国当时对中国的威胁还不像苏联那样迫在眉睫,因而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中区分敌友的惟一原则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有些学者在分析中美关系解冻的原因时,强调两国领导人的超人的胆识和杰出的政治智慧。第一,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世界正在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论述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而尼克松19717月在堪萨斯城发表了关于“五极世界”的著名讲话,认为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的经济前途和其他方面的前途。第二,两国领导人都认为苏联对自身安全构成了主要威胁,因此两国就有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共同愿望。正如尼克松对毛泽东所说的:“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的利益。”第三,中美两国间除了有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体制的基本分歧外,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方面以及双方对打开中美关系的意图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加之长期的隔绝状态,双方的敌对情绪都很严重。但两国领导人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共同谋求双边关系的正常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政治胆识和非凡的魄力。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是其实力相对衰弱的不得已而为之。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经济,激化了美国国内的各种矛盾,在美国形成了20世纪60年代规模巨大的人民运动,同时也加深了美国统治阶层内部的分歧,美国社会空前分裂,动荡不安。由于美国因越战元气大伤,而苏联却乘机发展其军事和经济力量,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凭借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力量相对不足的弱点。1969年,苏联洲际导弹增至1060枚,赶上了美国。苏联还在60年代末开始发展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走在了美国前面。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大规模地扩充了坦克、火炮、装甲车等,超过了美国。随着苏联军事力量的急剧增长及其全球性进攻战略的形成,美国遇到了强大的挑战,开始不得不考虑调整它的对外政策。而此时的中苏分歧已公诸于众,美国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铁板一块”,对于美国来说,已到了利用中苏矛盾为己谋利的时候了,美国认为中苏反目这种形势为美国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二、冷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在多极化进程中的作用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各大力量分化改组,国际格局和各大国的国际地位的演变已成为政治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其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激发起国内外对冷战后中国国际地位评估的高度关注以及激烈的争论。

()冷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

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所以正确评估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对外战略的客观基础。现今在该问题的探讨和辩论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1)中国国际地位下降论。该种观点认为,冷战后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因此,冷战时建立起来的在共同对付苏联基础上的中美战略合作也就失去了意义,冷战后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随之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战略地位也降低了。另外,中国自身存在的一些固有缺陷,使之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竞争中一直处于相对劣势的境地。对中国国际地位持该看法的学者又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和原苏联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变更及终结,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陷入低潮,因此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福山就曾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断言“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在社会演进的自然有机过程中打下了休止符”。美国学者哈里·哈丁在《红星在东方升起》一文中也曾提到“中国濒临地区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

发展困境论。该观点认为,虽然冷战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未停滞,但由于各种困难的制约,甚至许多是中国无法克服的天然困难的制约,中国短期内难以提高本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中国的崛起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他在《大国的兴衰》和《为21世纪作准备》两本书中为中国的发展描绘了一幅十分暗淡的图景。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水平上的巨大差距本身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发展困境论的拥护者在分析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困难时主要从人口负担过重、自然资源相对缺乏、教育水平普遍太低和政治保障不够等角度着手的,最后均得出了中国在当今世界的竞争中持久处于劣势的结论。“尽管中国在政治军事上一直是重要的,但在21世纪的初期,即使它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重新得到发展,对世界经济也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2)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指那些认为冷战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必将导致包括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上升,从而对亚太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构成威胁的一系列观点和思潮。其表现形式有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生态威胁论和国际秩序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学者村井友秀,他在199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但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其后,有代表性的言论是发表在美国《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上、由美国人罗斯·芒罗撰写的《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文中谈到“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是战略方面,中国将对我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调,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表示“允许价值对等地反映出购买力后,今日的中国被普遍视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所以亚洲的政治影响和政治欲望随其财富发展将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按照历史规律,假如它没有这种政治影响与欲望的增长,反倒是不正常的”。日本学者则认为,2049年中国将在经济上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之列,那么,“中国建成强国后将向何处去呢?积蓄了强大能量的中国,将会以亚洲盟主自居,以在亚洲称霸为目标……即便不使用武力攻击,而采取诉诸于经济封锁,切断日本的海上通道等手段,资源匮乏的日本经济将陷入瘫痪。不,岂止是经济,我们日常生活也将受到威胁”。除此以外,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的《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他以其独特的视角认为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而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有可能联合起来向西方文明挑战。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中国谷物短缺将在21世纪引发世界性的粮食恐慌。他的言论引起了“中国生态威胁论”的讨论。

“中国威胁论”至今仍未平息,一些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抨击,认为其通过过高地估计中国的综合实力,实质是“要离间中国和邻国的关系,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牵制中国的发展,以便从中渔利”。在他们看来,它的出现是为了适应西方大国填补战略构架的需要,反映了美国防范中国的战略图谋,是日本掩护其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所施放的烟幕,并且适应了某些军事大国倾销军火的需要。

(3)中国国际地位提升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在冷战后“不是比过去更小而是比过去更大了。在多极格局中,谁也不能不重视中国的存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比以往更大的外交空间和发言权,中国作为一定意义上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大国战略研究—未来世界的美、俄、日、欧()和中国》一书中在谈到中国国际地位时认为,“今天的事实是,中国的大国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凿无疑和坚固可靠……中国有充分理由在当今世界的大国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陈岳认为,国际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位置,是国家在与其他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力量对比结构中的次序和状态,就此,冷战后,中国国际地位没有下降,而且是迅速上升。在本质上,中国仍属地区性大国,但同时具有十分明显的全球化色彩,其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亚太,并且已对全球性国际事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国的尊严:构筑二十一世纪国家安全的坚固堡垒》一书的作者也认为,“在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因素’逐渐突出,中国与各主要大国的关系持续改善,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大大提高。

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外国学者也曾作出过类似结论。基辛格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表示“中国将朝向大国方向发展”。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

关于冷战后的中国国际地位问题,邓小平曾多次提出中国国际地位两重性的精辟论断: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

()中国在多极化进程中的作用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大多数学者肯定了世界正在趋向多极化的这一发展进程。那么,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随着经济快速和稳定发展,将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普遍赞成中国应该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发挥大国作用。

首先,中国应该力争成为世界的一极。在经济方面,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然结果之一。只有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极,才能确保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才能确保中国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作出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贡献”。但是由于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限制了中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作出更多的承诺”,因此“也是当代世界中的一个不完整的‘极’”。在政治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重要的国际事务处理方面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同时中国还是许多多边及双边条约的缔约国,因此作为政治大国,中国在打破美国称霸世界幻想的多极化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在多极格局的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将拥有更多的机动余地,因而中国应该促进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在《角逐:谁能占有先机》一书中作者就认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推动亚太的多极化趋势朝着力量相对均衡、相互制衡、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方向发展。”在《中国不当“不先生”—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一书中,作者也指出:“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有利于实现主要大国间的力量平衡,有利于防止一两个大国操纵国际事务,因而有利于制止霸权主义……中国支持世界多极化的进程”。还有学者断言,中国现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正在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将进一步削弱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作用,美国将更加无法单独领导世界和充当世界领导……中国的崛起将使冷战后延续多年的‘一超主导多强争雄’的多极格局受到一次新的冲击”。

正如邓小平在1990年谈到国际形势时就曾说的那样:“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必将发挥其大国的作用,促进多极化的真正实现,争取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的发挥作用最为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它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然而,关于国家利益到底是什么,中国国家利益包括哪些内容,为维护和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应实行怎样的国际战略等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还存在争论。本文力图对这些问题及其争论做一个综述。

1.国家利益的界定

(1)国外的国家利益观。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各派都有着自己的国家利益概念。较早的一种观点便是道德利益论。传统的道德利益论是以理想主义为依托的,它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是:强调国家间国家利益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补充,各国应该以“普遍道德原则”为基础,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框架中,确定各国合理的国家利益,以谈判、妥协、条约等手段和途径实现国家利益。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的概念包括两重因素:一个是逻辑上所要求的,即在逻辑意义上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个是由环境决定的,是可变的。因此,前者有相对永恒存在的必然性,后者则依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其中前者包括国家领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完整性。现实主义还认为应该以权力来规定利益,实用主义和权力才是国家利益的基础。

一些学者为了定义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以历史研究为出发点,通过观察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寻找反复出现的行事方式,从中推断出该国的国家利益。关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判定标准上,还有系统论的观点。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定义国家利益的。在他看来,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行为体在满足国家行为系统的需要时所具有的利益。这些需要的一部分来自国家系统内部,而其余的来自于环境因素中。近年来,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以建构主义观点阐释国家利益问题的讨论相当活跃。

(2)国内学术界关于国家利益的争论。

在中国,由于中国的独特国情,关于国家利益的争论还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阶级性和客观性。许多学者认为,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如有学者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其国家利益的追求,都首先表现为对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追求”。也有人认为,“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行使国家权力,统帅军队……它代表了国家利益”。甚至有人宣称“国家利益就是一国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

阎学通指出,认为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的观点是混淆了国际政治范畴的“国家”概念和国内政治范畴的“国家”概念,也就是说,忽视了国家(Nation)与政权(Stateor Regime)的区别。国家利益并不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王朝利益并不能代表国家利益,虽然有时国家利益与它们重合。另外还有学者指出:“国家利益是指全民族利益,它是国内各个阶级利益的重合部分,它不带有阶级性。国家利益是伴随国家的产生同时产生的。它的内容可分为国家生存利益、国家发展利益和国家价值利益三大部类。”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概念太抽象,内容太空泛,国家利益有被事后才追加到政府政策中的危险,或者仅仅是公共演说中的一种措辞。这种否认国家利益客观性的见解遭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批判。批判者认为:“诚然,国家利益的确定在形式上具有主观选择的特点,它往往是国内个人利益尤其是集团利益协调的结果,但是,主观选择是有限度的,它受到特定阶段国家利益客观性的制约。”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客观性来源于战略形势的客观性”。

宋新宁认为,国家利益不止是在汉语中有双重意义,即使是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将National InterestInterest of StateState Interest混用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因此,他认为,简单地将那些主张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的观点都视为是混淆了两种国家概念的结果“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此,他认为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一个抽象性与具体性、客观性与主观性并存的概念,因而也是一个全民性(民族性)与阶级性并存的概念。

(3)国家利益的概念。长期的历史发展以及国内学界的争论使得国家利益的概念十分模糊。阎学通认为:“在汉语中,‘国家利益’具有双重概念。一个概念是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国家利益,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与之相对立的是集团利益、国际利益或者世界利益;另一概念是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指的是政府利益(Interest of State)或政府所代表的全国性利益,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地方利益或者个人利益。”最后,他是这样定义国家利益的:国家利益是“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

还有人认为:“国家利益具有观念和概念两个层面的含义”。“国家利益观念指国家范围内的集体利益的认同感。这一观念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心理学基础上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文化传统,包含许多非理性的认知因素。”“国家利益概念产生于政策领域的需求,适用于政治分析和政策设计。”长期以来,“国家利益”一直被作为观念使用,但也不否认“国家利益”作为概念分析工具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内涵,因此这两种意义上的概念应兼顾。

最后,有学者对国家利益作了一个协调各方争论的定义:“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内有利于绝大多数居民的共同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诸因素的综合”。并认为虽然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其也是抽象的,这就给人们很大的主观解释的空间。或许这正是学术界就国家利益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之所在。

2.中国国家利益的界定

客观存在的国家利益是复杂多样的,以不同的标准和尺度,国家利益可以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一般来说,根据国家利益的内容来分,可以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等等;按照利益实现所需要的时间或利益效益持续的时间来分,国家利益又可以分为不变的利益(长久利益)和变化的利益(又可分为长期利益、中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按照利益的重要性来分,又可以将国家利益分为生存利益、发展利益、价值利益;等等。

或许正是分类的标准不同,诸多学者对“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不同的认识。阎学通认为,国家利益是不断变化的,在变化中对其进行判断的依据主要有四: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科技水平和认识水平。因此,冷战后一国要确定国家利益,应考虑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各国的实力对比、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对冷战后国际关系新现象的认识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冷战结束后,上述四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中国国家利益的层次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按阎学通的观点,经济利益成为首要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安全利益重要性依然如故,但其紧迫性下降;中国的政治利益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但其紧迫性却上升;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强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因而中国文化利益目前不会受到威胁。此外,他还提出了这四种利益在当前各自的核心问题:科技水平的提高是实现中国经济利益的关键;维护民族统一是中国安全利益的最重要方面;冷战结束后,中国政治利益的突出焦点是人权问题和主权问题;而提高民族认同感则是中国文化利益的重点之所在。

宋新宁教授基本认同阎学通关于将中国国家利益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的主张,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当我们考虑中国国家利益的各个组成部分时,必须意识到各种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虽然各国都强调经济安全在国家对外议事日程中的首要地位,但是任何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都与其政治的和安全的战略密不可分,特别是对大国来说,政治、安全利益的考虑往往仍旧居主要地位,美国是这样,中国也不例外”。其次,他还指出,思考国家利益时的另一个问题是要处理好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地区利益以及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学者认为,旧有的关于国家利益的观点已经过时了。例如,有人认为,全球化使规定国家利益的因素大大增加了,除了传统因素以外,许多新的、外部因素对国家利益影响作用不断上升,使国家利益极富弹性。因此,国家安全利益实际上是“复合”的,其中经济安全成为最重要的安全利益,市场力量因而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手段。文化逐渐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国家利益中的“软因素”。

3.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虽然关于国家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争论十分激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多方面的,在全球化时代又变得更加丰富,这就决定了用以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政策和措施必然是综合的,包括总体的外交战略或曰国际战略(本文中二者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和具体的手段。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也应与时俱进。概括而言,关于中国的国际战略讨论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全方位战略。

大多数学者是从中国外交史中“概括”外交战略并予认同。如有学者认为冷战后的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对外战略,其中又有两个战略重点:第一个是维持并发展和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第二个是保持良好的睦邻关系。这位学者认为,这种全方位的外交“有助于中国发展其国际地位和大国形象,两个战略重点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次上创造并维持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因而这种战略是“理智的、可行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迟爱萍也认为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成功的“全方位战略”,并认为主要表现在:“冷静分析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局势,积极实施全方位外交战略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全面改善和调整大国关系,谋求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实施积极主动参与和趋利避害相结合的国际战略方针,积极倡导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实际上,关于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什么样的国际战略,中国应取何种外交战略,国内似乎也十分“模糊”。例如,在1999年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在浙江大学举行的“二十一世纪国际格局与中国外交战略”学术研讨会上,除了个别学者明确提出中国应推行分层次的伙伴战略外,大多数学者主要是就中国外交战略的内容来提出自己的看法的,它包括:要大力推进大国关系,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进程,充分利用其他大国来制衡美国;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关系,加强中国的外交立足点;坚持改革开放,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立足于自身综合国力的提高,既要重视经济、科技实力的提高,又要重视军事力量的提高;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发挥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外交舞台的作用等。

阎学通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中也提出了“发展重于和平”、“培植共同利益”和“战略重点在周边”的战略框架。他认为:“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有利于维护和平”,但对目前的中国而言,“首要的不是争取和平以便发展,而是如何加快发展以维持现有的和平”。而培植共同利益意指中国应更加融入世界体系,注意培植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化解疑虑,促进合作。中国是一个地区大国,因而其战略重点只能在周边地区,中国不应撒网过大。在这一战略框架下,他还提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五大策略,即“合作为主,发展第一,主动参与,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2)伙伴关系战略。

针对现在世界和中国广泛兴起的伙伴关系,有许多学者认为,伙伴战略是中国理想的国际战略。如中国人民大学学者金正昆认为:“实施伙伴战略,乃是当前中国外交所作出的符合理性的最佳选择”,“它的核心点就在于重对话、讲合作、结伙伴,重视全方位、多层次地与世界各国积极而广泛地发展良性互动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他认为中国实施伙伴战略,有利于处理好本国外交所面临的“点”(主要大国关系)、“线”(周边国家关系)、“面”(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三大问题,可使中国外交占据主动。

复旦大学学者陈志敏也认为,伙伴战略是新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首要选择。他认为,在维护和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有四种战略可供选择:单边实力外交、均势外交、伙伴战略和多边制度外交。而在全球化时代,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利益,因而,与其他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更有利于本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是最积极而有效的外交战略。这里的伙伴战略,概言之,就是要以中国的综合国力为依托,以发展外交为优先议程,以伙伴外交为主要手段,以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五项原则为指导,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全方位的、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同时,为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3)大国外交战略。

北京大学的叶自成教授认为:“面对国际形势的新的挑战,中国必须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在他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系列变化使得中国原有的外交战略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力量的下降、美苏平衡被破坏、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新干涉主义盛行、北约东扩等正逐渐使中国原有外交战略所依赖的独立自主或者发展中国家这一“立足点”、两极平衡、大国关系、最高主权以及不结盟、不对抗的特征不十分令人信服。而他所主张的“大国外交战略”包括如下要点:“这一战略要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总目标服务,它的主要内容应以大国关系为主体,把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上,协调好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推进世界的多极化、解决全球性问题等方面承担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以大国方式考虑和处理台湾问题,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建设上,中国应当发挥积极作用。”

(4)“搭车”和“超越”战略。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关于中国在21世纪前期国际战略选择的思考。他认为,根据传统的国际根本战略的理论,除霸权战略外,可供一国选择的大战略还有自助、“规避”、“搭车”和“超越”。而在21世纪前期的中国,“搭车”和“超越”应是对外战略的最佳选择。从根本上说,“搭车”就是搭世界潮流之车,它首先意味着以顺应世界基本潮流的心态、认识和政策来坚持改革开放,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国际体制和遵从国际规范,尽可能迅速地学会先进技术、管理方式、思想文化和国际行为方式。“搭车”不是依附。他还认为,21世纪前期中国的久安之计必须包括“超越”战略,“这就要求中国参加或努力争取参加所有可能使中国获益显著大于代价的国际安全机制”。

上述各国际战略及其调整的各种主张之间的差异实质体现在战略目标的差异上,而战略目标实际上就是需要实现的核心国家利益。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国内对国家利益有着不同的认识,才有不同的外交战略观点。例如,有人认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是“安全和发展”。前者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及实现国家统一;后者则指实现现代化。有人则把中国的对外战略目标归结为“三大需求”,即发展利益及其需求、主权利益及其需求和责任利益及其需求。也有人把中国在21世纪初的国际战略目标直接概括为三种利益:生存利益、发展利益和国际利益。可见,只有对中国国家利益进行正确的界定,方能在多种外交战略中进行抉择;而反过来,适当的外交战略则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

()中国周边环境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就相当重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历朝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把安定“番邦”作为其对外交往的重中之重,并为之进行了诸多努力。在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或周边民族的交往,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也相当重视与周边国家的了解和交往,力图营造一个理想的地缘政治环境。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的地缘外交举措,来寻求周边环境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面临的险恶形势,稳定周边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新中国实行了“一边倒”政策,安定了北方,同时经过抗美援朝,巩固了东北,但台湾问题凸现。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用了十年左右时间,妥善地逐步解决了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如边界问题、华侨问题等。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中国还提出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初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较为友好的交往活动,为新中国赢得了有利的周边环境。但是随后很长一个时期,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并引发边界冲突,中印、中越间也发生边界冲突,加之中国国内的“左”倾思潮影响,中国此时的周边环境对中国自身造成了诸多损害。改革开放之后,面对新形势和新需要,中国再次调整了对外政策,努力实施睦邻友好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周边环境大大改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营造了必要的和平环境。因此,改革开放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周边环境好于过去任何一个时期。

但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实际上相当复杂,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这样的状况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的边界线很长,而且相邻国家众多。现在在陆地上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共计有15个,陆地边界线共22800公里,还有7个国家与中国隔海相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周边大国林立,北有俄罗斯,东有日本,西有印度,东南则有日益强大的东南亚国家联盟,而美国则在中国周边地区有诸多战略利益,影响无处不在。从中国的北—西北线,东—南线和西线这三条地缘政治线分析,每条线上都至少有一个大国。另外,周边国家人口众多,在经济发达程度、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等方面也有极大差异,情况复杂。因此,处理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营造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周边环境,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1.关于目前我国的周边环境的判断

叶自成主编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一书中提出,虽然中国的周边环境好于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但是中国当代地缘政治形势的实际情况比这更复杂。中国周边大国林立,人口众多,国家数目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地缘政治相比,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有了很大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合作与友好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大步伐。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地缘政治中又有许多令人不安的新旧因素在发展,如周边国家中的核扩散危险及本身的不稳定因素等。因此,该书指出,中国当代的地缘政治形势基本状态不错,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很大,更加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有很大改善。但是,其中也存在较大问题,尤其是在东南一线局势比较严峻。从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的角度看,中国对于周边环境可采取的基本战略是:安西靠北争东南。安西即稳定西线,因为这一线上的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构成对中国地缘政治的重大威胁。靠北就是把北线国家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作为安定的地缘政治“后方”,中俄领土问题的解决,中俄战略利益的较多一致性,中俄关系的现行框架,都使靠北成为可能。争东南意指在中国东南一线这一利益和问题汇集区,既要开展斗争以维护自身利益,又要争取更多朋友和发展机会。东南一线对中国而言,既是利益最重大的地区,又是麻烦最多的地区,还可能是将来最危险的地区。中国应将其地缘政治的重点从过去的北方转向南方,即东南一线的太平洋地区;应当从一个传统的地缘国家变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地缘海缘国家。

阎学通等著的《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一书中认为,今后15年到20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既会不断发展也有不少问题。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将继续改善,经贸关系更趋紧密,安全对话不断发展。该书对未来15年到20年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的基本判断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虽然还会出现某些曲折,但继续努力加强互利合作,仍将是主流。分析到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该书分析指出,冷战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形成东西两大区域、东急西缓的特点。中国的领土和边界争端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而西部周边地区,包括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其环境都得到了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战略关系日趋稳定。从战略上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利益大于分歧的安全利益。防止大战和新冷战的发生成为双方最大的共同安全利益,防止军事冲突的发生是另一项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由于共同战略利益是主要方面,因此中国与周边国家能保持和平相处的关系。在具体安全利益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分歧和冲突,但共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较强,并且没有一个国家与中国有全面的安全利益冲突,只是在边界问题和统一问题上与少数国家有利益矛盾,而且也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程毅、夏安凌所著的《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和中国》一书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地区是全世界局势最为稳定的地区之一,不存在相互对立的集团,也不具备形成新的对抗集团的条件,发生大规模冲突和全局性对抗的可能性极小。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和改善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努力扩大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十几年以来,我国的周边睦邻外交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我国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全面改善和发展。环顾四邻,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在我国的毗邻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基本形成,我国同所有邻国之间已经建立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这是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亓成章和陈锋主编的《跨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一书中谈到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时,认为冷战后,中国与周边大国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向积极方面发展。大国关系的演变总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但中国与其关系各有特点,差别很大。现在,中国同所有邻国都建立了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比较稳定因而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周边环境。但同时该书又指出,我国的周边安全还存在几个敏感问题,虽然排除了对中国全面入侵的威胁,但局部的和潜在的威胁却依然存在,而霸权主义的军事压力和炮舰政策更会经常发生。

2.热点地区和热点国家的问题

如何处理热点地区和热点国家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具体可从中国的三条地缘政治线来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周边环境。

北—西北地缘线上包括俄罗斯、蒙古和中亚诸国,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是俄罗斯。《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一书认为,这一线国家的共同特点是都与前苏联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一线的另一特点是,这一广阔地带曾给中国历史带来过巨大的影响。其中,俄罗斯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它在中美关系中举足轻重,也是影响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稳定北—西北边界可防止中国腹背受敌。作为地缘伙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有相吸与相斥的两面。中俄关系的长期稳步发展是两国利益的共同需要,中俄互相需要对方成为与美国关系中的重要砝码;中俄两国的地缘优势有利于经贸合作;中俄关系加深可以减轻美日军事同盟对各自的压力。而且,中俄两国都希望背靠背稳定一翼,分别应对中国东南一线的不安定因素和北约东扩带来的威胁。但是,中俄两国间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两国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不同,容易引起矛盾和摩擦。其次,在台湾问题上,由于俄罗斯急需外部经济援助,给了台湾的“银弹外交”以可乘之机。最后,中俄贸易还存在一些问题。该书还认为:“俄罗斯的强大是迟早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应该基于睦邻友好的前提,在竞争中求生存,努力发展自身实力,提高综合国力,以求势力均衡,以此保持稳定。”

陈友谊在其文章《俄罗斯战略形势的特点及对外政策走向》一文中认为,在未来15年到20年时间内,在中俄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进程中,尽管潜伏着一些不利因素,但两国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互不构成现实威胁,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他指出了中俄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共同利益,但也提到了中俄间的一些负面效应: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以及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矛盾。

在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发展同蒙古和中亚诸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谢益显所著的《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中评价说,中国对蒙古和俄罗斯都坚决奉行和维持“睦邻友好”,这使中国整个北部边界成了一个和平稳定的边界,同样由于睦邻友好政策使中国和中亚各国间建立了互利合作的关系,从而使自己在西部也有了一个和平的边界。

东—南线地缘对于中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包括从朝鲜半岛到中南半岛的中国沿边沿海地区。《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一书中认为,东—南线地缘的特点是:东—南线地缘是中国的文化历史地缘线,这一地区与中国关系密切;东—南线地缘是经济发展的热线,也是政治和军事的热线地缘。该书指出:东—南线地缘在中国的总的周边地缘中,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也是对中国最麻烦的地区;是中国国家利益最重大的地区;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也可能是最危险的、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地区。因此,东—南地缘应当成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全力以赴地进行建设、经营和重视的地段。而且,该书还认为,由于这一地区的战略意义日益为各国所重视,而这一地区目前又没有一个完整公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的框架结构和秩序,因而容易为世界各大国和集团介入。

在该线地缘具体问题上,学者也有诸多建议。

在中日关系方面,《跨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一书强调应当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国舆论批评要适度,力争两国关系中的障碍不从根本上破坏中日关系。对于东盟,它认为应把东盟看做合作伙伴,而非对手,也不要认为东盟扩大是对付中国的,不要认为东盟作用的提高是对中国的威胁。而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刘江永在其文章《调整中的中日关系》一文中指出,中日两国需要如下努力:第一,在新形势下不仅要求同存异,还要“求同化异”,通过扩大善意的接触与理性的交往,防止历史观冲突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第二,加强相互了解与理解,避免出现“战略误解”所导致的战略对抗;第三,继续发展中日经贸合作关系,减少不必要的障碍与摩擦,形成“政经互促”的良性循环;第四,在领土争议问题上中日两国应“以小局服从大局”,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进行冷静、务实的对话与协商,争取创造性地加以处理和解决。《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一书认为,中日间以经贸为基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大方向不会逆转,但消极和不确定因素可能增多。谢益显在《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中谈到南中国海问题时认为,尽管有西方国家的喧闹,把南中国海当作世界可能的“热点”,但中国的和平外交实践终究最有说服力。中国同东盟国家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这使中国从南边又感到了和平和稳定。

南线地缘指中国与南亚主要国家相邻的地区。《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一书认为,这里的地形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过去、现在都不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大概今后也不会成为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中国的西—南线比较安全和稳定,因为历史上中国与这些国家没有重大历史冲突和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双方都受益于这一天然屏障;中国西部边界两侧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世界主要大国在南亚地区无重大的地缘战略利益。问题在于中国如何对付该地区的核扩散的危险和如何处理印度、巴基斯坦间关系。

关于这一地区的国家,《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一书中认为,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关系总体上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印度与中国双方都非常重视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而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友好的邻邦之一,两国关系中不存在任何问题和障碍。此外,中国与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其他南亚国家还能够继续保持发展正常的友好合作关系。《跨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中提到,发展与印、巴和其他南亚大陆各国关系,对确保我西南边境的稳定和发展意义重大。在处理与印、巴两国关系时,要十分注意政策上的平衡。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继续推进,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确保有利于中国的周边环境这一问题,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值得学术界进行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