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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美德的时代承接如何可能


林楠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道德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文章认为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完成,仰仗于秉承传统精华的当代伦理精神的重塑过程、依赖于传统美德与当代日常生活的耦合过程,突显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典型范导,实现于道德教育的现代转换与重塑过程。

 

[关键词]传统美德;道德教育;承接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道德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但承接如何可能?在开放多元的当代社会条件下,如何找到合理有效的方式来实现传统美德的承接,则是一个更具有直接现实性和方法论意义的话题。面对世界多元差异价值观的挑战,我们必须致力于寻找传统道德资源迎接现代生活挑战的合理回应方式与自我创新方式,承接传统,并使之承载现代的价值。笔者认为,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完成,仰仗于秉承传统精华的当代伦理精神的重塑过程,依赖于传统美德与当代日常生活的耦合过程,突显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典型范导,实现于道德教育的现代转换与重塑过程。

 

(一)目标指向——伦理精神的重塑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解,所谓社会伦理精神,应该理解为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内,在某一特殊社会或社会生活群体中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价值导向意义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随着现代化的深化。中国急切需要整合混杂的伦理道德观念,重塑适应时代要求,富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伦理精神。尤其是面对当前社会道德景况,伦理精神的重塑就显得尤为重要,更为迫切。伦理精神的重塑必须处理好适应与超越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要构建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伦理精神。这种社会伦理精神应体现明确的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社会价值体系的未来取向。“重塑”的基本目标是,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属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吸取那些深深积淀于民族心理结构之中的具有现实化的思想精粹,在综合平衡基础上以开放的文化姿态创造性地实现传统美德的现代转换,从而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传统美德的现代承接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文化问题,而其根本任务则是要根据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传统美德作出新的选择、诠释与更新。传统美德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必然与现实社会基础发生矛盾,需要我们从道德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客观现实对道德的要求出发作扬弃和转换,赋予传统美德以现代内容。很显然,传统的道德文化是无法简单移植到当代社会中的。这不仅因为当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异质的,而且也因为现代人及其生活已经远远超出传统道德所能解释的范围。当代社会与现代人的道德生活是传统道德所难以料理的。而当今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必须在扬弃中寻找传统美德与现代的最佳结合点。

 

对传统美德观念的重新诠释、论证和话语转换,都必须充分意识和考虑到新型的社会生活变化和新的异域伦理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两个方面。而后一个方面实际上又决定了传统美德观念的转换方式不仅是现代文化诠释和现代合理性论证的,同时也必须是在多元对话语境中实现的。要创设传统美德在新时期开放性的对话与自我更新的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开放地面对现代世界,接受并认同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现代道德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另一方面,这一接受和认同又不是无条件、无限制的。相反,要使传统美德实现健全而有效的现代转换,就不能不对现代世界性的道德知识有所选择。某一传统伦理观念系统的转换往往是在与异己传统或域外文化的遭际、冲突、事例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这是其转换的外部动因或外在条件。相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西方现代伦理价值观念系统与其所依托的社会文明呈现出一种先进对落后的“文化落差”,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剧烈挑战和冲击,迫使后者在迎接全新的社会生活挑战的同时,不得不迎接西方现代伦理价值观念的冲击。唯一恰当的方式是在对话中反思自我,在差异对比中寻求相容互补,在保持自我立场的同时积极改进,在批判“扬弃”的同时开放地吸收一切合理有益的新鲜元素,以充实自身、改善自身,最终实现传统自身的超越性转换。

 

(二)实践归宿——日常生活的耦合

 

道德与日常生活有直接的联系,日常生活是伦理道德的生长点和作用点,离开日常生活的基础,道德将走向虚无。道德并不是仅体现在一些政治原则的大道理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人伦日用的实际生活中。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人们的庸常生活有所指导。换句话说,它的真理性与合理性也正是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强化的,道德真理并不总是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则,而是充满着朴素性的生活真理和为人之道、人际之方。传统美德之所以被那么多的人所信奉与实践就在于它与人们的生活实践有紧密的联系。

 

我们在谈论传统美德现代承接的问题时,绝对不能把眼光和话题局限于观念或理论的层面。“一种传统的生成与传递方式,最主要的是生活实践的方式。生活的传统才是观念传统的真实生命之所在。儒家传统伦理的生命力正是通过人们的日常人伦关系和道德生活展示出来的,即使社会的宏观结构和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日常人伦关系结构,家庭伦理情感、道德意识和日常行为方式等微观因素并不一定都会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种情况要求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美德相承接一定要面向生活、面向实践,研究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生活实践要求创新建构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这种新的道德体系建设是离不开现实生活这个源头的。我们应当自觉地对本民族的传统美德进行更深层的发掘,以我国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实际为基本生长点,发现当代社会普遍的道德问题和人们生活中的道德需要,直面现代道德生活的挑战,并使人获得解决人类精神困惑的智慧、技能,从而获得对传统美德价值的超越和升华。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我国传统道德资源这个流,能继承的和要继承的,主要是抛弃其封建国家政治伦理的糟粕,继承其个体道德、家族道德与社会道德中的合理成分,以指导当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美德相承接应一改远离生活实际的弊端,而要从虚空落到生活的大地,即对现实社会问题、对人们的心理困惑采取积极的回应。我们尤其要重视传统美德的人伦日用的原则,使传统美德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并且以其人伦日用的特点给人以实效感和亲切感,让伦理精神点点滴滴地导入人们的生活,以生根发酵,产生化育的功能。传统美德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发扬之并不需要复杂的方式,要求每个家庭和个人从日常生活做起,政府相关单位、学校及社会有识之士用最简洁的方式从旁提醒、辅导和加强,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实现传统美德回归日常生活,结合人们日常生活的有序化要求,对人们进行有针对性的道德教化和道德行为的指导,同时也引导人们进行自我道德践履与道德训练。
 


    (三)典型范导——社会主义荣辱观

 

可以说当前对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最好诠释和载体,就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论述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和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


  社会主义荣辱观凸显了中国传统道德的耻感特征。古人认为,“人而无耻非人也”,知耻是立人之大节,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堕为禽兽。在中国丰厚的道德传统中,“知耻”与“荣辱”是人之要义。人只有知耻才能自觉地趋荣避辱,为善去恶,有所不为。中国传统道德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人性善的理论,形成了中国传统道德注重耻感的典型特征。概言之,儒家在界定人性为善之时,一方面通过将善提高到与动物性相区别的高度,把“仁、义、礼、智”“四端”作为人与禽兽相区分之所在。强调善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从与命为仁的思想出发,认为心之善是上天赋予的,心之仁是成人所在,即所谓“此天之所与我者”,“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也”(《孟子·公孙丑上》),由此为“仁、义、礼、智”作为人性的特点且入追求之的无条件性提供了形而上的依据,从而将违背善而产生的道德耻辱感置于一个绝对高度,即为人的根本诉求与不可违背的天命使然,在此基础上即形成了中国耻感文化的独特特征。这种扬荣抑辱的耻感文化精神,已经深深地渗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上至仁人志士、下至寻常百姓共同认同的基础性伦理价值标准。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正是通过在“荣”与“耻”的“一正一反”的伦理道德的“立”与“破”中强调了道德耻辱感在道德建设中的重要性,它是道德从外在规范转变为人的内在诉求的转化器,是巩固人的道德为善追求与强化人的道德良心机制的提醒仪,是承继中国传统道德善之养成与善之主体自觉的重要机制。

  社会主义荣辱观汲取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美德精髓。我们的祖先在长期道德实践中凝聚下来的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道德心理、道德习惯,形成了特有的荣辱观,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生命之魂,在今天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在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扬弃中形成的,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正是通过“八荣八耻”的道德标杆的树立和宣扬,汲取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美德精髓,并赋予其现代伦理价值的有效转化,涵盖政治、经济、社会、人生、人际等诸多方面,成为健全个体道德意识的新启蒙、推动道德观念的新发展、促进道德境界提升的价值指南。这更加证明了社会主义道德对传统美德的承继与发展。没有传统美德的价值转换,社会主义道德将会僵化与停滞,丧失发展生机。

 

(四)价值桥梁——道德教育的转换

 

在当代社会,作为伦理道德建设的具体支撑和落脚点的道德教育,只有紧贴时代脉搏,实现自身的历史性转型,才能架起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美德的价值桥梁。与传统社会辉煌的道德教育功绩比照,当下实存的道德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却难有昔日景观,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和价值失落。尽管传统美德仍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自发朴素地得以传承,但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缺乏应有的了解,对传统美德体认和践行有明显的断裂感。而且由于教育环境与主体状况的改变,可以说当下的道德教育“所要和所能达及也只是人的行为表现,无法穿透人的心灵”。由此放眼全社会,我们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的生活基础与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后,必须实现道德教育理念与范式的转换,才能重新获得在当代社会境遇中的价值合理性基础与前提。伦理美德的根本特征在于人的自觉与主体的自律,因此,其维持手段和调控机制最主要的仍然是心灵的教化。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教育手段有政治化、简单化的偏颇而否认一切教育手段之有效性。我们应该从基础道德教育体系的建构人手,以民族性作为基本前提,确保伦理道德的中国特色,寻求传统美德在普遍意义上被接受的可能性。


  传统美德的教育仍然需要从知、情、意、行诸方面下艰苦细致的功夫。适应这一要求,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加强道德教育。首先要从传统美德的知识教育人手,使人们具有传统美德的知识。如果人们连传统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何以继承发扬。其次是强化传统美德的情感培育。激发主体内在情感体验,让个体在真实的关系中产生、积累、孕育情感经验,进而接受传统美德。再次是推动传统美德的践行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伦理德性的获得是要在后天的实践并通过习惯而逐步养成的,而不能像人的理智品质那样仅靠知识的传播和认知就能有效。最后是传统美德的环境教育。借助民间与政府两方面的力量,营造适应传统美德教育的人文环境,推动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此外,我们还要突出传统美德的开放教育。在愈加开放的当代社会背景下,站在世界的参照系中,去认识和领略中华传统美德之精华的历史风采和现代价值;去正确解读其他民族的思想道德文化等精神产品,汲取其中之精华。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我们不妨从我们生命所系的历史传统中汲取力量的源泉,充分重视传统美德的资源性价值,突破道德教育自身的巨大时代局限,对之重构与创新,使之获得“现代性”的品格,真正成为现代境遇下有现代生命力的教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