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跨文化交流”，为何选这个题目和大家交换意见呢？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健康快速发展，已从世界舞台较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和改革开放前相比，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密切了，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就是世界的事情。要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不只决定于中国内因，也需更多地研究和改善国际环境。

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这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军事环境等等。近年来，传媒业高度发展，文化环境中的舆论环境的影响更加凸显。跟踪各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评价就会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解的、曲解的甚至攻击的，比例不少。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中国与中国的实际相差甚远。如果要改善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就需要加强国人的国际话语能力——我们的表达要能够说服或感动大多数外国人，至少要能促进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从这当中我们提出了“跨文化交流”的课题。这本来是属于学者圈内的学术题目，今天，我认为它应该走到大众中来。

任何国际交流都归结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国际交流是跨语言的，但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跨语言的背后是跨文化。有时语言的翻译虽正确，却会因文化的差异而引发歧义。

中国进入公共外交时代

1976年以前，中国每年出国的人数约1万人次；而2008年上升到1200万人次，境外来客是2400万人次（和港、澳、台的往来另有统计），这样广泛的交流远远超出了专业外交人员和外贸人员的小范围。如今中国人已经是世界公民，踪迹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的国际意识增强，关心每天发生的国际大事。中国的报纸，国际新闻、国际评论大多要占到两个版面。央视和地方台的国际新闻专题也在日益增加。

所以说，我们已进入“公共外交时代”。“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是个外来词，也可译成“公众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的交往或日常的往来为主的交往，在交往中表达本国文化、国情和本国政策。它与政府外交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

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如外交部，而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及个人。只要两边的交往至少有一边是民间的，就属于“公共外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用几十种语言对外广播，接收广播的是外国公众，也是公共外交的一例。在这种公共外交中，个体不代表国家主权，但在双边交流中个体间可以有深度的沟通，这种公共外交对增进国家、民众间的相互理解的贡献很大。例如，被誉为中国十大智库之一的上海国际关系研究院就曾对我国外交发展提出过及时的建议，并得到采纳。

在公共外交过程中，在任何场合和外国人交往时，只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就会使交流取得更大的成效。

文化多样性永远存在

当前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500个民族，共有6000多种文字，《圣经》是世界上翻译文本最多的书，有2197种。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文化的多样性仍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并将是人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不变方式。

什么是文化或文明？据统计有200多种定义。比较典型的是英国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说法：“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条件中的文化是一个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德国社会学家艾尔夫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的说法则把文化和文明做了区别：“文化与文明的分别，便是文明是‘发明’出来的，而文化是‘创造’出来的。发明的东西可以传授，可以从一个民族传授到另一个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学及物质的工具等等，都可视为文明。”比如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电视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等等，基于技术发明而形成的文明很容易传播，几年内就传遍世界；但文化不同，包含语言文字、绘画、戏剧等的文化没有个体发明人，其创造者是民族集体。属于民族的秉性和固有性的文化不易丧失、也不像文明那样容易传播。因为文明和文化的此种区分，对外交流时我们说“跨文化”，而不说“跨文明”。

简单来说，文化可以分为“看不见的文化和看得见、听得见的文化”。看不见的文化是指价值观、信仰和与语言文字有关的思维方式等等。通过言行、通过“文化的表现形式”或“载体”（这里不是指纸张、胶片或无线电波等意义上的载体）才看得见、听得见的文化是指语言文字、文学、知识、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等等。

价值观、信仰和与语言有关的思维方式，通过言行、通过文化的载体才能表达出来。如果没有接触过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看得见、听得见的艺术形式，你不会知道一个陌生的民族是什么信仰，有什么价值观。比如看京戏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价值观，“包公戏”说明中国古人痛恨腐败，《穆桂英挂帅》表现中国人很爱国。《罗密欧与朱丽叶》表现的是西方的价值观，你不爱我就不让你活了；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是“化蝶”，这就是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区别。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民歌、民谣，中国代代相传的对联，往往也是民族价值观的表现。

文化传播全球化≠文化全球化

文化有没有全球化的问题？德国人定义“某一个规则或某一种习惯，它不是在一个地方有效而是在全世界有效，那它就是全球化了的”。虽然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也可以认为有关经济的某些管理方法、质量标准和贸易规则（有人称此为“经济文化”）确有趋向全球化的现实，但不能由此推论就有文化全球化的前景。

由于电影、卫星电视、互联网和大型喷气式客机的普及以及手机、个人电脑、DC/MP3之类的廉价，文化传播成本减低了，那么也只能说这属于“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仍不能说文化全球化。

有人说中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有小提琴协奏曲的表现形式，这是不是文化被全球化的一例？我觉得这只是用一个国际认可的方式来表达中国文化，载体是小提琴协奏曲，内核仍是中国人的精神。

要正确对待文化差异

世界上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我着重强调的是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不管你是否喜欢，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现实，但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却是能够选择的。

互相尊重，文化可以互补,并创新本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传到韩国，帮助他们创造了本国的文字，同样，日韩文化对中国也有反馈。1910年有中国人统计，由日本人从欧洲语言用中国汉字创造的新词汇反馈到中国的有980个。如一些科技名词和政治名词，“物理、化学，宪法、民法、共产主义、共产党”。还有“稳定性、可靠性、先进性”这类名词，以及“绿化”、“城市化”、“自动化”等等。

中国的“平天下”会让邻国担心吗？

如果毫不在意，文化差异就会形成交流的障碍，就会形成一种阻力。韩国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汉学家说，你们现在还在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会让邻国很担心。他的这种担心就是因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实际上，“平天下”是指春秋战国时，中国有战国七雄和八百诸侯，现今沿用这句名言，只是强调修身的重要性。既然会引起误会，在国际交流中也就没必要一定要引用这句话。

因文化差异互相歧视就会导致冲突，近年这种情况多次发生。比如，2007年欧洲某报纸刊登了一幅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穆斯林世界提出严正抗议。因此，我认为不能只尊重自己的文化、不尊重别人的文化。

政治家利用文化差异可能会导致战争。最明显的例子是1096-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那时那里政教不分离，百年的动乱征战和屠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没彻底消除。

如果1793年乾隆不赶走英国特使

对待文化差异看上去是小事，最后可能变成大事。最有名的例子是1793年，英国派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京为乾隆83岁祝寿，带了包括科学家、画家、天文学家等80人，还有几百箱礼品。乾隆允许他们参加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祝寿仪式，但要求英国人与全体祝寿者一样要双膝下跪。但后来英国人只单腿下跪比其他人高出一头，乾隆对此非常生气。于是对英国跟中国商务谈判、谋求建立使馆的要求一口回绝，并限期离国。英国人海上漂泊9个月才到中国，甚为艰苦，但最后没谈成合作，反而造成两国的严重隔阂。这个特使在日记里写道，这个国家没有办法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看来将来只有战争了。那么，三艘军舰就可能征服中国！到47年后的1840年有了鸦片战争。于是有人问，如果乾隆不赶走英国特使会怎么样？在19世纪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足以用武力侵略中国的时候，由于晚清王朝的腐败落后，战败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英国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使然。但是双方不容忍对方文化，造成了严重隔阂却是个事实。

吉祥龙为何变成怪物DRAGON

不同的语言可以通过掌握这种语言或别人的帮助来达到沟通，但是从来不存在完美的翻译。两种语言在两种文化背景中产生，不可能完全一一对应，只有物质名字可以一对一。但凡有点感情因素、有点信仰因素，就不一定能完全对应上，甚至有的时候不能翻译。我们一定要留心这种差异。

比如，汉英或英汉字典中“龙”和“Dragon”相互对应。在英文字典里“Dragon”是一种传说中的怪物，有狮爪、蛇尾、翅膀及带鳞的皮肤或者是大蛇、蟒蛇、古代的巨大蜥蜴等等，没有一项是正面和美好的，和中国人概念中吉祥的“龙”完全不一致，网上的“Dragon”的图画也都特别可怕。美国曾有两本畅销书都是把中国说成“Dragon”。一本是《中国威胁论》，封面就是一条红色的凶龙；一本书名是REDDRAGON IS RISING(《红色的Dragon在崛起》),这种翻译中不注意文化的差异往往就造成极大的误会。中国的龙应该另外创造一个英文词汇，但是把国内外出版的字典改过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希望中国画家画中国龙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表现中国龙的中国文化涵义，画得和气才对。

虽然文化不同，但是彼此不应“另眼相待”

在交谈中必然有人的思想、情感、认知、行为等因素，中外文化中宗教信仰差异不可忽视。据统计，世界65亿人口中81%的人自称信仰宗教。在美国无神论者不能当总统。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时一定会说上帝的启示。美元上印着“我们相信上帝”。

我跟美国的一位神学家、布道家帕罗博士有过三次对话，共同出了一本书叫《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对话》，在国外有英文、西班牙文和韩文译本。他讲的是基督教基本教义，我讲的是中国人的宗教观，我想表达我们虽是无神论者，但完全能和宗教信徒和谐相处。他则想把他讲解的教义给读者听。我们的结论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无宗教信仰的人彼此不应当另眼相待，而应当彼此尊重，和谐相处。英文的《南华早报》为此登了一篇很大的文章，题目是“上帝，你怎么能让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基督教者拥抱？”说明宗教隔阂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中国特色的词汇必须有准确的翻译

文化的交流是一切交流的基础。任何一种国际交往，不管是政治谈判、经济谈判、军事谈判还是学术交流都是靠人和人之间的接触，靠语言文字来表达。如果没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领，在这几项交流当中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对世界的表达必须准确。我们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产生中国特色的词汇，这些词汇在世界政治学上或者在哲学上看，一定是有创新性的，一定会是对人类进步的一个贡献，比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但是我们现在对外表达，要让外国人较准确地理解，并不容易。美国的几位研究中国的教授跟我们说“自主创新”翻译成“独立创新”，不懂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中国人自己创新，不与外国人合作？经我解释后，他们说在中国实行的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译成“鼓励创新”外国人容易明白。英国人也曾建议他们和中国成立一个小组，专门把中国的新的特殊政治词汇编辑成一本准确解释的、不断补充的词典。

对外交流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当推“和”字

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必然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现在美国一张口就是“民主、自由”，欧洲人一碰到问题就说人权，法国人自认为是道德高地，可以批判一切。英国从18世纪打出的贸易自由，演变到今天有“布莱尔主义”，即可以以人道主义为理由，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和”的文化，汉语中“和”有着丰富的含义，如：“和谐”“和为贵”“和善”“祥和”。我们提“和谐社会”的理念，还没有一个外国媒体就此攻击我们。“和谐世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成多样性公约”提倡的“各种文化互相共存，互相包容”的理念是一致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续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就是指通过国际沟通，我们要达到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促进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

“人有人缘，国有国缘”，个人有好人缘可以带来温暖、带来帮助；而国家有“国缘”，则是得道者多助，也容易为世界多做贡献。我们要建设好与国际地位相当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国缘”，就得以跨文化的本领，加强理解、减少误解，广交朋友。若凡是我国有机会与国际交往的人士都有公共外交意识的自觉，则国家幸甚矣。

(据6月27日文汇讲堂现场演讲整理)

当代人的一个迫切使命是要了解外国文化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中国人好像不擅长跨文化交流，从普通百姓到很多官员甚至学者都如此。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这样一种状态恐怕不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中国人应当尽快地学会跨文化交流。理由至少有这几条：首先，中国发展这么快，有人预测今年或明年中国GDP总量将升至世界第二位，这大大超出我们原先的预测，国际社会对此几乎没有心理准备。其次，中国每年出境有4000万人次，几年后就可能超过1亿人次。这么多中国人“走出去”，对外部世界很陌生，就会出很多笑话，闹很多别扭，甚至人身安全都让人担忧。第三，眼下我们中国人有点自大了。有人以为我们现在有7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随时可以把它抛掉，美国就完蛋了。这种情绪上来了，就出现了《中国不高兴》这样的书。如果我们在文化上不了解人家是怎么想的，如果我们对别的文化都是排斥的，怎么能够让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生存得更好一些，能够让世界因为中国的成长更美好一些，而不是世界更紧张一些。因此，您提出了当代中国人极为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了解外部、别国的文化，这样我们才能构建和谐世界。

了解别国文化的同时要开展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不是政府指令下的官方外交，而是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这就需要我们做有心人，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开展公共外交。例如，我曾带两个外国友人去上海新天地，他们就问为何叫“新天地”？其实“天”字是“一”和“大”的合并，是中共一大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是在这里成立的；这里又是中西文化合璧的地方，现在代表着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外国朋友连声说，当年的建党领袖们绝对没想到中国社会主义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体现在这样一些细节之中。可见，文化细节对于开展公共外交是最有用的。

最后想请教，什么是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如何排除？

跨文化交流最大的障碍是夜郎自大

赵启正：排除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是要克服夜郎自大。我们很爱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动不动说孔子、老子，四大发明，事实上，我们是在分享祖先的光荣。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除了文艺的巨大进步外，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层出不穷。我们则止步不前。我们要清醒，直到今天，我们30年来经济有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但是创新能力仍明显不足，尽管宇航技术和核技术我们有许多自主创新，可是许多家庭电器中的高技术的专利还是购买的。所以一定要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要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又要吸收西方文化，一是有民族自信心，二是要虚心，要肯学习，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

有位中央领导说过，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应当在国际交往、国际知识方面走在前面，上海的干部应该更多地了解国际问题。

世博会要注重中国文化内涵的传播

黄仁伟：您说上海要走在前面，明年的世博会在上海举办，我们应该怎样走在前面？

赵启正：首先，世博会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展览馆，也不是展览各国的历史文化、也不是报告今天的GDP等经济形势。我看过爱知世博会、获高评价的展馆是表现今天已萌芽，明天可能实现的梦想。所以这次世博会的中国馆，要做到传递中国人对今后的期望，如策划中的中国式的绿色城市和相关的正在开发中的新技术，这样就可能获得成功。

第二，上海世博会的宣传可以加强，目前状况和北京奥运会相差甚远。大家是否注意到了中国馆那个伟大建筑没名字，是无名氏。水立方是名字，其属性是中国游泳馆。如在全世界范围征集中国馆的名字，会掀起全世界关注上海的宣传高潮，少投资大收获。

再有，不能把上海世博会的宣传中国化，这是世博会，中国要表达，同时外国也要表达，要大家一起展现、互相学习。最后还有一个忧虑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其实，如果城市规划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会患很多城市病。英文“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原意挺好，我们可否把中文改进叫“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意味把城市建设得更好，就会让生活更美好！这是我的浅见，也许不正确。

黄仁伟：我非常赞同您反复强调的观点，中国人不能自大、不要自以为是。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就是以我为中心。美国就是以我为中心，美国标准就是天下标准，所以它现在付出代价了，是他们把自己的软力量削弱了。当年苏联也认为自己的制度是天下最好的，结果它自我瓦解了。所以，谁要把自己作为中心进行跨文化交流，谁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末路。

读者提问 孔子学院要注重执行标准

即将赴美的一位女士：中国改革开放多年，请进来的文化要比走出去多，我认为这当中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我们的经济基础比较弱，文化本身的吸引力也是一个因素。您觉得怎样才能提升我们文化交流的表现力？您对孔子学院如何看？

赵启正：中国的文化、思想对外国影响较小，不完全是我们在近代的作为不够。全球说汉语的人口最多，但是不普及、比较难学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西班牙从人口数量上看是个小国家，但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说西班牙语，所以他们并不需要花很大力量去翻译西语为外语。通过语言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最好、最可靠的工具。推广本国语言是世界各发达国家的通行战略。二战后，英国文化委员会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广英语。又如德国的歌德学院也推广德语和文化。这几年，外国人学汉语的需求增加，中国的孔子学院发展很快，颇有成绩。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教师、教材、教学怎样达到足够的标准，这需要全国的支持，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支持。如果孔子学院的名声垮了，要再塑造起来就很难。

以平和心态表达真实中国

上海大学大一学生：在跟外国人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强调中国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但如果除去这些优势，我们可以聊哪些现代的东西呢？

赵启正：我觉得和外国人交流要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不要期望怎么教育人家，交流就是轻松地交谈。与外国大学生交流不要涉及太大的主题，他们只是通过你的语言、你的态度、你的表达来理解你。比如他通过与你的往来，认为中国青年学习很努力，生活有激情又助人为乐，他会想难怪中国进步这么快，原来青年就是这样的。不必有意谈太大的题目，谈大题目容易空泛。我和外国人交流也不是总聊政治，都是通过轻松的语言来请他体会中国。我尽量用“小词汇”，让人感到亲切，从而有深入的交流。

黄仁伟：其实中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我举个例子，温州一些企业家家里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为把家产传下去就登广告招女婿，条件之一必须是博士。结果一个女儿就有几十个博士来报名。美国人听了这个故事后说我去应聘啊。这当然是玩笑。但故事一讲，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家庭组成、财产结构都很清晰了，而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文化，很有中国特色。

赵启正：不要期望表达出一个无缺点的自己或完美的中国，要能表达真实的自己或真实的中国就很了不起了，太完美就会失去信任度，因为世界上没有十足完美的事情。

坚持宽容态度就会金石为开

提问：创建和谐社会，跨文化交流也应该有宽容。但往往有的人“把客气当福气”。世博会马上就要开了，我们是否要继续对他们宽容——他们也可以延伸理解成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组织，谢谢。

赵启正：能使外国人“把客气当福气”——他已经有“福气”的感觉了，我们就应当高兴。不必要求人家一定表示感谢。有误会，我们也要宽容。我觉得我们对外交流、公共外交一定要做下去，相信对多数人可以感天动地，金石为开。

黄仁伟：外国对中国的成见是在上百年的历史中形成的，要把这个扭曲转过来很费时间。如果我做了一件好事你就得领情，你不领情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这是不应该的。

赵启正：吴建民大使认识北欧一位前驻华大使，他对中国特别友好，原因是他18岁的儿子高中毕业后到中国旅行，在火车上把臭袜子脱下来就睡着了，一位50多岁的中国妇女把它洗了，并且晾干。他爸爸，就是这位大使记住了这个故事，他说世界上中国人是最淳朴的。我转述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大道理往往难以感人，而小事情却离真情很近。